国都莫如长安。自石晋西失灵武，北失幽燕，则秦地被边，故国朝因五季都汴。荥泽、索水、黄河，所汇流以入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国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议修洛阳。朝廷重迁，不能从也。

古来黄河由滑入郓，以都汴，故欲大名等处在河之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迁徙，或堙废国家。恢复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复建都矣。当治秦中洛阳，如东西京耳。

国朝旧制：御史阙员，则命翰林学士与中丞知杂迭举二人上，选用其一。治平二年，阙监察、殿中两员。举者未上，一日内出尚书郎范纯仁、太常博士吕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时名臣，后皆以道德功业为贤宰相，天下称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举而得之，可谓知人也哉。

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至贞元、元和以还，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有宗经立言如丘明、马迁者，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有驰骋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轹颜、谢，诋诃徐、庾者。如陆宜公、裴晋公，皆负王佐之器，而犹以举子事业飞腾声称；韩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克意雕琢，曲尽其妙。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盖策问之目，不过礼乐刑政、兵戎赋舆、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可以备拟，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难校，氵典涩而少工，词多陈熟，理无适莫。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其论作赋之工如此，非过也。

凡改元纪号，最忌与前世谥号、陵名相犯。本朝熙宁、崇宁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

元丰改官制，新作尚书省，车驾临幸。自令仆、尚书、侍郎以降，各分省户，皆命翰林待诏书《周官》一篇于厅壁。苏子容为谢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当时称之。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徽宗朝政和间，尝因政府议事久，上体倦，欲兴，而史官直前，不得已强留听之。所言非切务也，上不乐。居无何，京师大水。  李纲  (《寓简》人物)为起居舍人，袖疏欲论灾异。知阁朱  孝庄  (《寓简》人物)窃知而密奏之。宰相退，纲欲前，上忽宣谕曰：“李纲与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几废矣。予观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而所论但逋欠耳，德宗怒，遂诏罢正牙奏事。议者谓正牙奏事，武德以来不敢轻改，所以讲政事，达群情。宏本言谬，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毁旧法。李纲之罢，无有以宏本之事谏者，惜哉！

绍兴初，宗人必先（与求）为中执法。予既冠，游学在所，必先问予曰：“御史风闻言事，‘风闻’二字有据乎？”予曰：“王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公明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请取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动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虚实。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言：‘御史之体，风闻是司，岂有移一省之事，自考差殊？如此求过，谁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书》侍御史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