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

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库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课、盐曲之类，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等并亲临之，见月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于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而小民求财报怨，诉讼烦扰，未几，除募告之禁。

先是，茶盐榷酤课额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额求利，岁更荒俭，商旅不行，至亏常课，乃籍其赀产以偿。太宗始诏以开宝八年为额，既又虑其未均，乃遣使分诣诸州，同长吏裁定。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丝帛暨他物，令监临官谨视之。欺而多取，主称、藏吏皆斩，监临官亦重置其罪。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掌务官吏亏课当罚，长吏以下分等连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纠本部陷失官钱，及百千赏以十之一，至五千贯者迁其职。
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太宗孜孜庶务，或亲为裁决。有司尝言油衣、帟幕损破者数万段，帝令煮之，染以杂色，制旗帜数千。调退材给窑务为薪，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其爱民惜费类此。

真宗嗣位，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帝虑或致掊克，诏凡增额比奏。上封者言：“诸路岁课增羡，知州、通判皆书历为课最，有亏者则无罚。”乃令诸路茶、盐、酒税及诸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额较之。有亏则计分数，知州、通判减监官一等科罚，州司典吏减专典一等论，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
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着《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仁宗承之，经费浸广。天圣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至是，始大裁损。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艺极。帝与太后知其弊，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分隶诸军、八作司。旧殿直已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亦罢给。故事，上尊号、谥号，随册宝物并用黄命。帝曰：“先帝、太后用黄金，若朕所御，止用涂金。”时洞真宫、寿宁观相继灾，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决河，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既而玉清昭应宫灾，遂诏谕中外，不复缮修。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木之费省矣。

帝天资恭俭，尤务约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摈不取。闻民之有疾苦，虽厚利，舍之无所爱。贡献珍异，故事有者，或罢之。山林、川泽、陂池之利，久与民共者，屡敕有司毋辄禁止。至于州县征取苛细，蠲减盖不可胜数。

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臣尝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取足，郊祀庆赏，乃出自内府。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傥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右司谏  韩琦  (《宋史》人物)言：“省费当自掖庭始。请诏三司取先朝及近岁赐予日费之数，裁为中制，无名者一切罢之。”乃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有司不预焉。
议者或欲损吏兵奉赐。帝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尹洙在陕西，请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着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给其半，后以元俨叔父，全给如故。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以次减郊祠所赐银绢，旧四千、三千者损一千，千损三百，三百损百，百损二十，皆着为式。

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又计京师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祠，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预焉。

会  元昊  (《宋史》人物)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乃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裁节，稍徙戍兵还内地。命三司户部副使  包拯  (《宋史》人物)行河北，与边臣、转运司议罢省冗官，汰军士之不任役者。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佑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尧臣等为书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

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及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然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无所建明。

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佑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饬，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  司马光  (《宋史》人物)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登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

  王安石  (《宋史》人物)执政，议置三司条例司，讲修钱谷之法。帝因论措置之宜，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缗。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用金线缘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问献穆，再三始言初仅得五贯尔，异时中宫月有止七百钱者。”时天下承平，帝方经略四夷，故每以财用不给为忧。日与大臣讲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之宜，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着定式。

有司请造龙图、天章阁覆栏槛青毡四百九十。帝谓：“禁中诸殿栏槛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宫覆槛毡罢之。后吕嘉问复建议省仪鸾司供禁中彩帛。是岁，诏内外勿给土木工作，非两宫、仓廪、武库，皆罢省。三年，仪鸾司阙毡三千，三司请命河东制之。帝曰：“牛羊司积毛数万斤，皆同粪壤，三司不取于此，而欲勤远民乎？”金州岁贡班竹帘，简州岁贡绵绸，安州市红花万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远扰民，亟命停罢。
制置司言：“诸路科置上供羊，民费钱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皆瘦恶耗死，公私费钱四十余万缗。”诏著作佐郎程博文访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产为抵，官预给钱，约期限、口数、斤重以输。民多乐从，岁计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与泛用者，皆别其牢栈，以三千为额，所裁省冗费十之四。其后，又用吕嘉问、刘永渊之言，治灶藏冰，以省工费。

帝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仓吏给军食，多侵盗，诏足其概量，严立诸仓丐取法。中书因请增诸仓主典、役人禄至一万八千九百缗，且尽增选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团军监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后又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受财者以仓法论。安石盖欲尽禄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缓其议。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初，陕西用兵，凡费缗钱七百余万。帝以问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沉起簿书，计一道半岁费钱银绸绢千二百万贯、匹、两。”帝因欲知陕西岁用钱谷、金帛及增亏凡数，乃诏薛向条上。王安石以为扰，力请罢之，止诏三司帐司会计熙宁六年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

韩绛既相，建言：“三司总天下财赋，请选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余、横费。计赢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为言，乃诏置三司会计司，以绛提举。其后一州一路会计式成，上之，余未就绪，未几遂罢。
元丰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职务散于六曹、诸寺监。元佑初，司马光言：“今户部尚书，旧三司使之任，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焉。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视彼有余，视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旧三司所掌钱谷财用事，有散于五曹及诸寺、监者，并归户部。”遂诏尚书省立法。

有司请以府界、诸路在京库务及常平等文帐悉归户部。初，熙宁五年，患天下文帐之繁，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请选吏于三司颛为一司，帐司之置始此。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设官吏仅六百人，费钱三十九万缗，而勾磨出失陷钱止万缗。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使州郡应上省帐皆归转运司，惟钱帛、粮草、酒曲、商税等别为计帐上户部。至是，令户部尽收诸路文帐。    苏辙  (《宋史》人物)  (《宋史》人物)时为谏官，谓徒益纷纷，请如旧为便。不行。

三年，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佑，四倍景德，班行、选人、胥吏率皆增益，而两税、征推、山泽之利，与旧无以相过。治平、熙宁之间，因时立政，凡改官者自三岁而为四岁，任子者自一岁一人而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而为六岁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渐杀恩礼，此则今日之成法。乞检会宝元、庆历、嘉佑故事，置司选官共议。”诏户部取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赐、赏给、特支如旧外，余费并裁省。又诏：“方将裁损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后遇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泽，并四分减一。”于是上自宗室贵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械器，皆命裁损。久之，事未就。议者谓裁减浮费所细碎苛急，甚损国体。于是已议未行者一切寝之。后乃诏：“元佑裁损除授正任以下奉禄，失朝廷优礼，见条悉除之，循元丰旧制。”

元丰钩考隐漏宜钱，督及一分者赏三厘。自元佑改法，赏薄而吏怠，遂复其旧。时议裁损吏禄，隶省、曹、寺、监者，止以元丰三年钱数为额，而吏三省者，凡兼领因事别给并旧请并罢。刘挚遂乞悉罢创增吏禄，诏韩维等究度，然不果罢。其后有司计中都吏禄，岁费缗钱三十二万，诏以坊场税钱给之。于是吏禄之冗滥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犹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孙升、傅尧俞皆以为言。至绍圣、元符，务反元佑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诏皆给见缗，如元丰之制。

先是，既罢导洛、堆垛等局，又罢熙河兰会经制财用司，减放市易欠负及积欠租输，选官体量茶盐之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吕孝廉、王子京、李琮，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相继正其罪。既而稍复讲修财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钱谷艰窘，户部给百官奉，常无数月之备。章惇遂以财用匮乏，专指为司马光、吕公着、吕大防、苏辙诸人之罪。左司谏翟思亦奏疏诋：“元佑以理财为讳，利入名额类多废罢，督责之法不加于在职之臣，财利既多散失，且借贷百出，而熙、丰余积，用之几尽。方今内外财用，月计岁会，所入不足给所出。愿下诸路会元佑以前所储金谷及异时财利名额、岁入经数，着为成式。”

建中靖国元年，诏诸路转运司以岁入财用置都籍，定诸州租额，且计一路凡数；即有赢缩，书其籍。崇宁元年，又令：“岁以钱谷出入名数报提刑司保验，以上户部；户部岁条诸路转运使财赋亏赢，以行赏罚。诸路无额钱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发数，期以一季闻奏。”二年，官吏违负上供钱物，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于漕司，考实申部。又以督限未严，更一季为一月。然国之经费，往往不给。

五年，诏省罢官局，命户部侍郎许几专切提举措置。裁罢开封府重禄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额外兵士，及罢在京料次钱三十八处。

大观三年，罢诸路州军见贡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余，存者才十一二，减数十二，停贡六。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余仰朝廷应付。今岁支遣，较之去年又费百万。”有诏镌减财赋，命御史中丞张克公与吴居厚、许几等置局议论。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佑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乞将节度使下至遥郡刺史，除军功转授者，各减奉半，然后闲慢局务、工伎末作，亦宜减省。自贵及贱，自近及远，行之公当，人自无词。”时论韪之。
时诸路转运司类以乏告，诏户部编次一岁财用出纳之数，诸路州县各为都籍，以待考较；工部金、银、铜、铅、水银、朱砂等，亦严帐籍之法；令诸路各条三十年以还一岁出入及泛用之数。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帐，吏习偷惰，自崇宁至政和，稽违积数凡二千六百七十有余。于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岁多寡为寺、监赏罚。
政和七年，命户部参稽熙、丰及今财用有余不足之数，又立旁通格，令诸路漕司各条元丰、绍圣、崇宁、政和一岁财用出入多寡来上。淮南漕臣张根言：“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佐命如  赵普  (《宋史》人物)，定策如韩琦，不闻峻宇雕墙，僭拟宫省，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产、房廊，虽不若赐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无几。又如金帛以供一时之好赐，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节。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今乃赉及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贵贱、贤不肖，莫之辨也。如以为左右趋走之人，不欲其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重和初，罢讲画经费局。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税米等。俄虑骚扰，悉罢之，并焚其条约。未几，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举，徐处仁详定。京大不悦，寻亦罢。宣和元年，以左藏库亏没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乃别造都籍，催辖司、太府寺、左藏库互相钩考，以绝奸弊。

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监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葺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饬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佑、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奉非治世事。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且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初，宰执掌食亦皆有常数。至是，品目偎多，有公使、乏支之别，台、省、寺、监又增厨钱。侍御史毛注尝奏论之，不行。蔡京复得政，言者遂以裁损禄廪为几罪，几坐夺职。

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
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礼制、明堂，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敕令》之类，职秩繁委，廪给无度。侍御史黄葆光论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诏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乃诏三省、枢密院吏额用元丰法，其岁赐悉裁之，时翕然以为快。臣僚上言：“诸州遇天宁节，除公使外，别给系省钱，充锡宴之用。独诸路监司许支逐司钱物，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艺极。”自是诏：“遇天宁节宴，旧应给钱者，发运、监司每司不得过三百贯，余每司不得过二百贯，以上旧给数少者，止依旧。”

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水磨、庙图、淘沙金等钱，不得而尽记也。宣和以后，王黼专主应奉，掊剥横赋，以羡为功。岭南、川蜀农民陂罚钱，罢学制学事司赡学钱，皆归应奉司。所入虽多，国用日匮。
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

“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伙，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欠民积者一路至数十万计；价上供而织文绣锦绮，役工女者一郡至百余人。

陛下勤恤民隐，诏令数下，悉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盗繁滋，窃恐灾异数起。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振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然创置书局者比职事官之数为多，检计修造者比实用之物增倍，其它妄耗百出，不可胜数。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其后。”

久之，乃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余并讲究条上。攸请：内侍职掌，事干宫禁，应裁省者，委童贯取旨。时贯以广阳郡王领右府故也。于是不急之务，无名之费，悉议裁省。帝亦自罢诸路应奉官吏，省六尚岁贡。

七年，诏诸路帅臣、监司各条所部当裁省凡目以闻。后苑书艺局等月省十九万缗，岁可省二百二十万。应奉司所管诸色窠名钱数内：两浙路钱旁定帖息钱，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淮南路添酒钱等，并行截节，更不充应奉支用。十二月，诏曰：“比年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假充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抚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两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宫西城所租课，内外修造诸处采斫木植、制造局所，并罢。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并给还旧佃人。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及罢诸兼局，以上并令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桩充募兵赏军之用。应斋醮道场，除旧法合有外，并罢道官及拨赐宫观等房钱、田土之类。六尚，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学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罢都茶场，依旧归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钱并罢。”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请令户部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所须，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可。户部尚书聂山亦请以熙、丰后增置添给，如额外医官、内中诸阁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灵应诸观清卫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国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请给，并添给食料、茶汤等钱四十万八千九百余缗，凡熙、丰无法该载者罢之。

靖康元年，诏曰：“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乃者，减乘舆服御，放宫女，罢苑囿，焚玩好之物，务以率先天下；减冗官，澄滥赏，汰贪吏，为民除害。方诏减上供收买之额，蠲有司烦苛之令，轻刑薄赋，务安元元；而田里之间，愁痛未苏，傥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询酌庶言，疏剔众弊，举其纲目，以授四方。诏到，监司、郡守其悉力奉行；应民所疾苦，不在此诏，许推类闻奏。”于是凡当时苛刻烦细、一切不便于民者皆罢。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三年二月，减婺州上供额罗二万八千匹，着为定制。八月，减福建、广南路岁买上供银三分之一。绍兴二年，罢镇江府御服罗，省钱七万缗，助刘光世军。四年二月，诏：“诸路州县天申节礼物，并置场和买，毋得抑配于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军大礼绢。五年，以四川上供钱帛依旧留以赡军。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罗复输内藏，其后绫、纱、绢悉如之。 四路天申节大礼绢及上供绸、绫、锦、绮，共九万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刘焞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赋财，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于是以见增钱数立额，已后权免递增。诏夔州路九州百姓科买上供金、银、绢，自淳熙六年为始尽免。十六年，蠲两淮州军合发上供诸窠名钱物，极边全免，次边展免一年。

绍定元年，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有奇，并输送左藏西库。

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为始，银、钱、关、会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数拘催，绸、绢、丝、绵、绫、罗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数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牒诸路，视今所减定额起催。”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及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财用司言：“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助军。”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当依诸色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窠名输送。”

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言：“经制使本户部之职，更置一司，无益于事。如创供给酒库，亦是阴夺省司之利。若谓监司、郡县违法废令，别建此司按之，则又不然。夫朝廷置监司以辖州郡，立省部以辖监司，祖宗制也。税赋失实，当问转运司；常平钱谷失陷，当问提举司。若使经制司能事事检察，则虽户部版曹，亦可废矣。且自置司以来，漕司之移用，宪司之赃罚，监司之妄支，固未尝少革其弊。罢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拘催，岁终通纽以课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检察。二十九年，诏专以通判主之。

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以所增钱别输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经总制钱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时有蠲免。三年，复以守、倅共掌之。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经总制钱一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岁减二万缗。嘉定十七年，诏蠲嘉定十五年终以前所亏钱数。端平三年，诏：“诸路州军因灾伤检放苗米，毋收经总制头子、勘合朱墨等钱；自今已放苗米，随苗带纳钱并与除放。”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  韩世忠  (《宋史》人物)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 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争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
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诏州郡以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遂减江东、西之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

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县官有巨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宋初，诸州贡赋皆输左藏库，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入内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

太宗嗣位，漳泉、吴越相次献地，又下太原，储积益厚，分左藏库为内藏库，令内藏库使翟裔等于左藏库择上绫罗等物别造帐籍，月申枢密院；改讲武殿后库为景福殿库，俾隶内藏。其后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帝因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振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淳化后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库为内藏西库。初，刘承珪尝掌库，经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库以来出纳，造都帐及《须知》，屡加赏焉。真宗再临幸，作铭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库屋，增广其地。既而又以香药库、仪鸾司屋益之，分为四库：金银一库，珠玉、香药一库，锦帛一库，钱一库。金银、珠宝有十色，钱有新旧二色，锦帛十三色，香药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内藏缗钱二百万给三司。

天圣以后，兵师、水旱费无常数，三岁一赉军士，出钱百万缗，绸绢百万匹，银三十万两，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合五十万匹，以佐三司。又岁入饶、池、江、建新铸缗钱一百七万，而斥旧蓄缗钱六十万于左藏库，率以为常。异时三司用度不足，必请贷于内藏，辄得之，其名为贷，实罕能偿。景佑中，内藏库主者言：“岁斥缗钱六十万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计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贷钱帛九百一十七万。”在太宗时三司所贷甚众，久不能偿，至庆历中，诏悉蠲之。盖内藏岁入金帛，皇佑中，二百六十五万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经费，前后不可胜数，至于储积赢缩，则有司莫得详焉。

神宗临御之初，诏立岁输内藏钱帛之额，视庆历上供为数。尝谓辅臣曰：“比阅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初无关防。旧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年不输直，亦不钩考。尝闻太宗时内藏财库，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即命干当御药李舜举领其事。继诏诸路金银输内藏库者，岁以帐上三司拘催。元丰以来，又诏诸路金帛、缗钱输内库者，委提点刑狱司督趣，若三司、发运司擅留者，坐之。超发坊场钱勿寄市易务，直赴内藏库寄帐封桩。当输内库金帛、缗钱，逾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桩钱法。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敌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元丰初，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库以号之，凡三十二库。后积羡赢为二十库，又揭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元佑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盖有意合理财之局总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纳，而奉宸内藏库受纳又隶太府寺。然按其所领，不过关通所入名数，为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转质。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彼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尔，又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夫所蓄之数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明年，诏内藏库物听以多寡相除。置库百余年，至是始编阅云。

崇宁元年，诏：“祖宗置内藏库贮经费余财，所以募士威敌，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岁官司懈驰，侵蠹耗减，务在协力遵守，无令偏废。”于是命仓部郎中丘括行诸路驱磨。三年，中书奏：“熙宁之制，江南诸路金银课利并输内帑。元佑中，户部尚书李常于中以三分助转运司，致内帑渐以亏减。”乃诏诸路新旧坑冶所收课利金银并输内帑，如熙宁之旧。后又入于大观东库。寻命仍旧以七分输内帑，余给转运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兑内帑钱物之制。

时又有元丰库，则杂储诸司羡余钱。诸道榷酤场，旧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役法行，乃听民增直以售，取其价给衙前。久之，坊场钱益多，司农请岁发百万缗输中都。元丰三年，遂于司农寺南作元丰库贮之，以待非常之用。

元佑元年，右司谏苏辙论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寻用其议。元佑三年，改封桩钱物库为元佑库。未几，分元丰库为元丰南、北库。数月，以北库为司空吕公着廨，封桩并附南库仍旧。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崇宁以后，诸路封桩禁军阙额给三路外，与常平、坊场、免役、绸绢、贴输东北盐钱，及鬻卖在官田屋钱，应前收桩管封桩权添酒钱、侵占房廊白地钱、公使库遗利等钱，并输元丰库。别又置大观库，制同元丰，但分东西之别。最后，建宣和库，有泉货、弊余、服御、玉食、器贡等名，盖蔡绦欲效王黼以应奉司贡献要宠，事不足纪。

靖康元年，诏诸路公使库及神霄宫金银器皿，所在尽输元丰库。户部尚书聂山辄取元丰库北珠，宰相吴敏白帝，言：“朝廷有元丰、大观库，犹在陛下有内藏库。朝廷有阙用，需于内藏，必得旨然后敢取，户部岂可擅取朝廷库务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库物，则纲纪乱矣。”钦宗然之。

南渡，内藏诸库货财之数虽不及前，然兵兴用乏，亦时取以为助。其籍帐之详莫得而考，则以后宋史多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