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应迁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
左仆射王俭议：“奠如大敛。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如将葬庙朝之礼’。范宁云‘将窆而奠’。虽不称为祖，而不得无祭。”从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庙，今迁祔葬，庙有虞以安神，神既已处庙，改葬出灵，岂应虞祭？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礼宜同从墓之墓’。事何容异！前代谓应无虞。”左仆射王俭议：“范宁云‘葬必有魂车’。若不为其归，神将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灵设祭，何得不祭而毁耶？贺循云‘既窆，设奠于墓，以终其事’。虽非正虞，亦粗相似。
晋氏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设虞非疑。”从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宫臣疑所服。左仆射王俭议：“《礼记·文王世子》‘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且汉魏以来，宫僚充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昔庾翼妻丧，王允、滕弘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邪？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居官之身，并合属假，朝晡临哭悉系东宫。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于居官之所，属宁二日半，仍行丧成服，遣笺表，不得奔赴。”从之。
太子妃斩草乘黄，议建铭旌。仆射王俭议：“礼，既涂棺，祝取铭置于殡东，大敛毕，便应建于西阶之东。”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毙，建九旒。有司又议：“斩草日建旒与不？若建旒，应几旒？及画龙升降云何？又用几翣？仆射王俭议：“旒本是命服，无关于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备礼，故在凶乃建耳。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妃与储君一体，义不容异，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旒。大明旧事，是不经详议，率尔便行耳。今宜考以礼典，不得效尤从失。吉部伍自有桁辂，凶部别有铭旌，若复立旒，复置何处？
翣自用八。”从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从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后，灵还在道，遇朔望，当须设祭不？”王俭议：“既虞卒哭，祭之于庙，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蕃国不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朔望设祭。帝室既以卒哭除丧，无缘方有朔望之祭。灵筵虽未升庙堂，而舫中即成行庙，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并有移庙之礼。岂复谓灵筵在途，便设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复俟祭。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益可知时议。”从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闰九月。未审当月数闰？
为应以闰附正月？若用月数数闰者，南郡王兄弟便应以此四月晦小祥，至于祥月，不为有疑不？”左仆射王俭议：“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
《谷梁》云“积分而成月”。《公羊》云“天无是月”。虽然，左氏谓告朔为得礼。
是故先儒咸谓三年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夫闰者，盖是年之余日，而月之异朔，所以吴商云“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今杖期之丧，虽以十一月而小祥，至于祥缟，必须周岁。凡厌屈之礼，要取象正服。祥缟相去二月，厌降小祥，亦以则之。又且求之名义，则小祥本以年限，考于伦例，则相去必应二朔。今以厌屈而先祥，不得谓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条，情无异贯，没闰之理，固在言先。设令祥在此晦，则去缟三月，依附准例，益复为碍。谓应须五月晦乃祥。此国之大典，宜共精详。并通关八座丞郎，研尽同异。”
尚书令褚渊难俭议曰：“厌屈之典，由所尊夺情，故祥缟备制，而年月不申。
今以十一月而祥，从期可知。既计以月数，则应数闰以成典。若犹含之，何以异于缟制？疑者正以祥之当闰，月数相县。积分余闰，历象所弘。计月者数闰，故有余月，计年者苞含，故致盈积。称理从制，有何不可？”
俭又答渊难曰：“含闰之义，通儒所难。但祥本应期，屈而不遂。语事则名体具存，论哀则情无以异。迹虽数月，义实计年，闰是年之归余，故宜总而苞之。期而两祥，缘尊故屈，祥则没闰，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举。经记之旨，其在兹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闰，则祥之去缟，事成二月，是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后岁，名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书上月，初不言闰，此又附上之明义也。郑、射、王、贺唯云期则没闰，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将谓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后禫，有闰别数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于浸缟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渊又据旧义难俭十余问，俭随事解释。
祠部郎中王圭之议，谓“丧以闰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闰，则略而不言。今虽厌屈，祥名犹存，异于余服。计月为数，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迩。日既余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于情唯允。仆射俭议，理据详博，谨所附同。今司徒渊始虽疑难，再经往反，未同俭议。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以来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诏“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小祥，应待闻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闻喜公八月发哀，计十一月之限，应在六月。南郡王为当同取六月，则大祥复申一月，应用八月，非复正月，在存亲之义，若各自为祥，庐垩相间，玄素杂糅，未审当有此疑不？”俭曰：“送往有已，复生有节，罔极非服制所申，祥缟明示终之断。相待之义，经记无闻。世人多以庐室衰麻，不宜有异，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谓任情径行，未达礼旨。昔撰《丧记》，已尝言之。远还之人，自有为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辞以不变？礼有除丧而归者，此则经记之遗文，不待之明据。假使应待，则相去弥年，亦宜必待，乃为衰绖永服以穷生，吉蠲长绝于宗庙，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则旬月之间，亦不容申。何者？
礼有伦序，义无徒设。今远则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古有异宫之义。设无异宫，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所以然者，《奔丧礼》云‘为位不奠’，郑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闻哀不时，实缘在远。为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为而然，不关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不应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而不对客。此国之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共尽同异，然后奏御。”司徒褚渊等二十人并同俭议为允，请以为永制。诏“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闻喜公国臣疑制君母服。俭又议：“《礼》‘庶人为国君齐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属是也’。又诸侯之大夫妻为大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轻微疏远，故不得尽礼。今皇孙自是蕃国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妇。宫臣得申小君之礼，国官岂敢为夫人之敬？当单衣白帢素带哭于中门外，每临辄入，与宫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仆射王晏等奏：“案《丧服经》‘为君之父、长子，同齐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群臣应降一等，便应大功。
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参议，谓宜重其衰裳。减其月数，同服齐衰三月。至于太孙三年既申，南郡国臣，宜备齐衰期服。临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祢先储，二公国臣，并不得服。”诏依所议。
又奏：“案《丧服经》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二汉以来，此礼久废，请因循前准，不复追行。”诏曰：“既久废，停便。”
又奏：“伏寻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乐，诸王虽本服期，而储皇正体宗庙，服者一同，释服，奏乐、姻娶，便应并通。窃谓二等诚俱是嘉礼，轻重有异：娶妇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乐，礼有明文。宋世期丧降在大功者，婚礼废乐，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诏“依议”。
又奏：“案礼，详除皆先于今夕易服，明旦乃设祭。寻比世服临然后改服，与礼为乖。今东宫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孙服临方易服。臣等参议，谓先哭临竟而后祭之。应公除者，皆于府第变服，而后入临，行奉慰之礼。”诏“可”。
建武二年，朝会，时世祖遏密未终，朝议疑作乐不。祠部郎何佟之议：“昔舜受终文祖，义非胤尧，及放勋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晋康帝继成帝，于时亦不作乐。
怀帝永嘉元年，惠帝丧制未终，于时江充议云，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轻重同礼。”从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群臣泄哀之仪，应定准。下二学八座丞郎，博士陶韶以为“名立义生，自古之制。文帝正号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极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捴议曰：“寻尊号既追，重服宜正，但已从权制，故苴杖不说。至于钻燧既同，天地亦变，容得无感乎？且晋景献皇后崩，群臣备小君之服。追尊之后，无违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礼矣。虽臣子一例，而礼随时异。至尊龙飞中兴，事非嗣武，理无深衣之变。但王者体国，亦应吊服出正殿举哀，百寮致恸，一如常仪。”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议：“夫丧礼一制，限节两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礼，斯尽至爱可申，极痛宜屈耳。文皇帝虽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极，实缘于性。今言臣则无实，论己则事虚。圣上驭宇，更奉天眷，祗礼七庙，非从三后，周忌祥禫，无所依设。”太学博士崔愝同陶韶议，太常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