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且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鳷、郑冲详定晋礼；江左则荀崧、刁协缉理乖紊。

其间名儒通学，诸所论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载。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

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  孔子  (《宋书》人物)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
《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    少昊  (《宋书》人物)  (《宋书》人物)、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  司马懿  (《宋书》人物)、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为不宜改。
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

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

《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

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狞、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维新之命。于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闻知，称朕意焉。

案服色尚黄，据土行也。牺牲旂旗，一用殷礼，行殷之时故也。《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
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诏曰：“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骍。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

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于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又诏曰：“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同。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骍，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暢矣。”

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

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硃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辂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义为弘。”奏可。孙盛曰：“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违甚矣。”及宋受禅，亦如魏、晋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

明帝不从。乃诏曰：“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

今名年可也。”于是尚书奏：“《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诏（缺七字）

周之五礼，其五为嘉。嘉□□《春秋左氏传》曰：“晋侯问襄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
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许诺。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贾、服说皆以为人君礼十二而冠也。《古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岁崩，  周公  (《宋书》人物)以壬午岁出居东，以癸未岁反。《礼》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辞。辞，告也；是除丧冠也。周公居东未反，成王冠弁以开金滕之书，时十六矣。

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后出也。按《礼》、《传》之文，则天子诸侯近十二，远十五，必冠矣。《周礼》虽有服冕之数，而无天子冠文。《仪礼》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王、郑皆以为夏末上下相乱，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礼，则明无天子冠礼之审也。大夫又无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贤才，则试以大夫之事，犹行士礼也。故筮日筮宾，冠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弥尊，皆士礼耳。然汉氏以来，天子诸侯，颇采其议。《志》曰“仪从《冠礼》”是也。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礼；褒新礼今不存。《礼仪志》又云：“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庙。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按此文始冠缁布，从古制也，冠于宗庙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士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民，尊极德备，岂得复与士同？此言非也。夫以圣人之才，犹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学，便谓德成，无所劝勉，非理实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礼》词曰“令月吉日”，又“以岁之正，以月之令”。鲁襄公冠以冬，汉惠帝冠以三月，明无定月也。后汉以来，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则晋礼亦有非必岁首也。《礼》冠于庙，魏以来不复在庙。然晋武、惠冠太子，皆即庙见，斯亦拟在庙之仪也。晋穆帝、孝武将冠，先以币告庙，讫又庙见也。

晋惠帝之为太子将冠也，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暠赞冠。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紞。侍中脱绛纱服，加衮服。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按仪注，一加帻冕而已。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晋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议奏：“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元嘉十一年，营道侯将冠。诏曰：“营道侯义綦可克日冠。外详旧施行。”何桢《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

晋武帝咸宁二年，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后杨氏，纳悼后也。因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礼。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礼纳征，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
诸侯昏礼加纳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纳征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唯璋官为具之。”

尚书硃整议：“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

诏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唯给璋，余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临轩，遣使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六礼备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极殿，群臣毕贺，非礼也。王者昏礼，礼无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纪》。《谷梁》、《左氏》说与《公羊》又不同，而汉、魏遗事阙略者众。晋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将纳杜后，太常华恆始与博士参定其仪。据  杜预  (《宋书》人物)《左氏传》说主婚，是供其婚礼之币而已。又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问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此则天子之命，自得下达，臣下之答，径自上通。先儒以为丘明详录其事，盖为王者婚娶之礼也。故成帝临轩遣使称制拜后。然其仪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纳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龙旗，其余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旄头毕罕并出。

即用旧制，今阙。”诏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毕罕之器易具也。”又诏曰：“旧制既难准，且于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唯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余兼副杂器，停之。”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深非公羊婚礼不称主人之义。又曰：“王者之于四海，无非臣妾。虽复父兄之亲，师友之贤，皆纯臣也。夫崇三纲之始，以定乾坤之仪，安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伉俪；安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无王者此制；近求史籍，无王者此比。于情不安，于义不通。案咸宁二年，纳悼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宁故事，不称父兄师友，则咸康华恆所上合于旧也。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于是从之。

华恆所定六礼，云宜依汉旧及大晋已行之制，此恆犹识前事，故王彪之多从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也。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详推有典制，其纳采版文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诏。”

次问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纳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征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玄絺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征。”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请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请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诏，吉日惟某可迎。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亲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蝝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其稽首承诏皆如初答。

孝武纳王皇后，其礼亦如之。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唯纳征羊一头，玄絺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头，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郑氏醮文三首具存。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兗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又诏今小会可停妓乐，时有临川曹太妃服。

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晋江左以来，太子昏，纳征，礼用玉一，虎皮二，未详何所准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温润。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义兼炳蔚，熊罴亦昏礼吉征，以类取象，亦宜并用，未详何以遗文。

晋氏江左，礼物多阙，后代因袭，未遑研考。今法章徽仪，方将大备。宜宪范经籍，稽诸旧典。今皇太子昏，纳征，礼合用珪璋豹皮熊罴皮与不？下礼官详依经记更正。

若应用者，为各用一？为应用两？”博士裴昭明议：“案《周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郑玄注云：束帛，以仪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纳征，以虎豹皮各一具。岂谓婚礼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虽文，而征礼所不用。

熊罴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虽美，或为用各异。今帝道弘明，徽则光阐，储皇聘纳，宜准经诰。凡诸僻谬，并合详裁。虽礼代不同，文质或异，而郑为儒宗，既有明说，守文浅见，盖有惟疑。兼太常丞孙诜议以为：‘聘币之典，损益惟义，历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实均璧品，采豹之彰，义齐虎文，熊罴表祥，繁衍攸寄。今储后崇聘，礼先训远，皮玉之美，宜尽晖备。《礼》称束帛俪皮，则珪璋数合同璧，熊罴文豹，各应用二。’长兼国子博士虞龢议：‘案《仪》《礼》纳征，直云玄絺束帛杂皮而已。《礼记郊特牲》云虎豹皮与玉璧，非虚作也。则虎豹之皮，居然用两，珪璧宜仍旧各一也。’参诜、龢二议不异，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罴皮各二，以龢议为允。”诏可。

晋武帝太始十年，将聘拜三夫人九嫔。有司奏：“礼，皇后聘以谷珪，无妾媵礼贽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汉、魏之礼，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司空王朗以为不可，其后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临轩。其仪，太乐令宿设金石四厢之乐于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从仆射、中谒者、节骑郎、虎贲，旄头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分陛端门内。侍御史、谒者各一人监端门。廷尉监、平分陛东、西中华门。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开殿之殿门、南止车门、宣阳城门。军校、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升殿夹御座。尚书令以下应阶者以次入。治礼引大鸿胪入，陈九宾。漏上四刻，侍中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极殿，临轩南面。谒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鸿胪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谨具。”侍中称制曰：“可。”谒者赞拜，在位皆再拜。大鸿胪称臣一拜，仰奏：“请行事。”侍中称制曰；“可。”鸿胪举手曰：“可行事。”谒者引护当使者当拜者入就拜位。四厢乐作。将拜，乐止。礼毕出。
官有其注。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案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据鸡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也。桃卯本汉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诸郡县此礼往往犹存。

上代聘享之礼，虽颇见经传，然首尾不全。《叔孙通传》载通所制汉元会仪，纲纪粗举，施于今，又未周备也。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

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案何桢《许都赋》曰：“元正大飨，坛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会赋》又曰：“华幄映于飞云，硃幕张于前庭。絙青帷于两阶，象紫极之峥嵘。延百辟于和门，等尊卑而奉璋。”此则大飨悉在城外，不在宫内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灯，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昼矣。”

如此，则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赋，本不在洛京。何云《许都赋》，时在许昌也。

王赋又云“朝四国于东巡”，亦赋许昌正会也。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咸宁注》，先正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皞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谒，诣东皞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座，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

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君登。”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赞者引下殿，还故位。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以次作乐。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尊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曰：“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诸王等还本位。陛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

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御饭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
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
晋江左注，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魏制，蕃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晋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
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朝礼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授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此礼遂废。
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

案《礼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

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

曰：“蒉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白虎樽，盖杜举之遗式也。画为虎，宜是后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旦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朔犹常飨会，如元正之仪。

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孙权  (《宋书》人物)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
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世祖崩，前废帝即位，以郊旧地为吉祥，移还本处。北郊，晋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苑，移于山西北。后以其地为北湖，移于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湿，又移于白石村东。其地又以为湖，乃移于钟山北京道西，与南郊相对。后罢白石东湖，北郊还旧处。
南郊，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
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到榜，禀牺令跪白：“请省牲。”举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