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欲无限极，祸乱生焉。圣人惧其邪放，于是作乐以和其性，制礼以检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冠婚之礼立，则长幼序；丧祭之礼立，则孝慈著；搜狩之礼立，则军旅振；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是知礼者，品汇之璿衡，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造物已还，不可须臾离也。五帝之时，斯为治本。类帝禋宗，吉礼也；遏音陶瓦，凶礼也；班瑞肆觐，宾礼也；诛苗殛鲧，军礼也；厘降嫔虞，嘉礼也。故曰，修五礼五玉，尧、舜之事也。时代犹淳，节文尚简。及 周公 (《旧唐书》人物)相成王，制五礼六乐，各有典司，其仪大备。暨幽、厉失道，平王东迁，周室浸微，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节，《野麕》之刺兴焉；君臣废朝会之期，践土之讥著矣。葬则奢俭无算，军则狙诈不仁。数百年间，礼仪大坏。虽仲尼自卫返鲁，而有定礼之言，盖举周公之旧章，无救鲁邦之乱政。仲尼之世，体教已亡。遭秦燔炀，遗文殆尽。
汉兴，叔孙通草定，止习朝仪。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鸣球之备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语则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礼重儒术，屡访贤良，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王又鸠集诸子之说，为礼书一百四十篇。后仓二戴，因而删择，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礼》，今之《礼记》是也。然数百载不见旧仪，诸子所书，止论其意。百家纵胸臆之说，五礼无著定之文。故西汉一朝，曲台无制。郊上帝于甘泉，祀后土于汾阴。宗庙无定主，乐悬缺金石。巡狩非勋、华之典，封禅异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诏儒官草定仪注，经邦大典，至是粗备。汉末丧乱，又沦没焉。而卫宏、应仲远、王仲宣等掇拾遗散，裁志条目而已。东京旧典，世莫得闻。自晋至梁，继令条缵。鸿生钜儒，锐思绵蕝，江左学者，仿佛可观。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
神尧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 魏征 (《旧唐书》人物)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玄龄等始与礼官述议，以为《月令》礻昔祭，唯祭天宗，谓日月而下。近代礻昔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时故事，封泰山于圆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于四边检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尺，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如碑之状，去坛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今案封禅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贵质，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近又案梁甫是梁阴，代设坛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
高宗初，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又诏太尉 长孙无忌 (《旧唐书》人物) (《旧唐书》人物)、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才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奏上之，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上元三年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时有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又前后博士贺敱、贺纪、韦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议定。则天时，以礼官不甚详明，特诏国子博士祝钦明及叔夏，每有仪注，皆令参定。叔夏卒后，博士唐绍专知礼仪，博学详练旧事，议者以为称职。先天二年，绍为给事中，以讲武失仪，得罪被诛。其后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归家学问。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亲祭享，则三公行事；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散斋之日，昼理事如旧，夜宿于家正寝，不得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书，不决罚罪人，不作乐，不预秽恶之事。致斋惟为祀事得行，其余悉断。若大祀，斋官皆于散斋之日，集于尚书省受誓戒，太尉读誓文。致斋之日，三公于尚书省安置；余官各于本司，若皇城内无本司，于太常郊社、太庙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斋所。至祀前一日，各从斋所昼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给明衣。若天子亲祠，则于正殿行致斋之礼。文武官服裤褶，陪位于殿庭。车驾及斋官赴祠祭之所，州县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见诸凶秽及缞绖者，哭泣之声闻于祭所者权断，讫事依旧。斋官至祠所，太官惟设食。祭讫，依班序馂，讫，均胙，贵者不重，贱者不虚。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余皆同大祀之礼。
武德初，定令：
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每祀则天上帝及配帝设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及众星，并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之第二等；内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坛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坛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坛在宫城之北十四里。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则地祇及配帝设位于坛上，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神州在坛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祗及配帝用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已下加羊豕各五。
孟春辛日，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苍犊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景帝配，牲用苍犊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元帝配，牲用苍犊二。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犊二。
贞观初，诏奉高祖配圆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专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等奏议曰：臣等谨寻方册，历考前规，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 伏羲 (《旧唐书》人物) (《旧唐书》人物)五代，本配五郊，预入有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示安。伏见永徽二年七月，诏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纵圣德，追奉太宗，已遵严配。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
谨案《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祀，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
又案《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同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
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宗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实，奉祀高祖于圆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渎，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
二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
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圆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谨按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下帝为北辰星曜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丽于天，百谷草木丽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又检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玄据纬书所说。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征，相沿不谬。
又按《史记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惟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惟云“郊祀后稷”，无别祀圆丘之文。王肃等以为郊即圆丘，圆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而今从郑说，分为两祭，圆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圆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
又《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为但祭星官，反违明义。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谷于上帝。”《左传》亦云：“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然则启蛰郊天，自以祈谷，谓为感帝之祭，事甚不经。今请宪章姬、孔，考取王、郑，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谓之北郊，分地为二，既无典据，理又不通，亦请合为一祀，以符古义。仍并条附式令，永垂后则。
敬宗等又议笾、豆之数曰：“按今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祭宗庙，笾、豆各十二。祭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祭风师、雨师，笾、豆各二。寻此式文，事深乖谬。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贵多。风雨少于日月，又不贵少。且先农、先蚕，俱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农之神，尊于释奠，笾、豆之数，先农乃少，理既差舛，难以因循。谨按《礼记郊特牲》云：‘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此即祭祀笾、豆，以多为贵。宗庙之数，不可逾郊。今请大祀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释奠准中祀。自余从座，并请依旧式。”诏并可之，遂附于礼令。
乾封初，高宗东封回，又诏依旧祀感帝及神州。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
显庆新礼，废感帝之祀，改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检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仍旧复祈谷为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礼见配圆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礼。按《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 黄帝 (《旧唐书》人物) (《旧唐书》人物)而郊喾，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殷人禘喾而郊冥，周人禘喾而郊稷。”郑玄注云：“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又按《三礼义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传》所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则禘须远祖，郊须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于典礼无所据。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阴用事，故以此时祭之，依检更无故实。按《春秋》“启蛰而郊”，郑玄注“礼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礼义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于北郊。”请依典礼，以正月祭者。请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总议定奏闻。其灵台、明堂，检书礼用郑玄义，仍祭五方帝，新礼用王肃义。
又下诏依郑玄义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并准敕祭祀。于是奉常博士陆遵楷、张统师、权无二、许子儒等议称：“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议，北郊同用正月，然皆无指据。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为是阴用事，故于时祭之。请依旧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二月，诏曰：
夫受命承天，崇至敬于明祀；膺图纂箓，昭大孝于严配。是以荐鲦鲿于清庙，集振鹭于西雍，宣《雅》、《颂》于太师，明肃恭于考室。用能纪配天之盛业，嗣积德之鸿休，永播英声，长为称首。周京道丧，秦室政乖，礼乐沦亡，典经残灭。遂使汉朝博士，空说六宗之文；晋代鸿儒，争陈七祀之议。或同昊天于五帝，分感帝于五行。自兹以降，递相祖述，异论纷纭，是非莫定。
朕以寡薄，嗣膺丕绪，肃承禋祀，明发载怀，虔奉宗祧，寤寐兴感。每惟宗庙之重，尊配之仪，思革旧章，以申诚敬。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创业垂统，拯庶类于涂炭，寘怀生于仁寿。太宗文皇帝德光齐圣，道极几神，执锐被坚，栉风沐雨，劳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济四方，泽被区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于是咸亨。掩玄阙而开疆，指青丘而作镇。巍巍荡荡，无得名焉。《礼》曰：“化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内生于心也。是以惟贤者乃能尽祭之义。”况祖功宗德，道冠百王；尽圣穷神，业高千古。自今以后，祭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庶因心致敬，获展虔诚，宗祀配天，永光鸿烈。
仪凤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礼郑玄义，祀五天帝，王肃义，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玄义祀五天帝，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古礼及《贞观礼》，为复依见行之礼？”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贞观、显庆二《礼》。
则天临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议圆丘、方丘及南郊、明堂严配之礼。成均助教孔玄义奏议曰：
谨按《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于天，推父比天，与之相配，行孝之大，莫过于此，以明尊配之极也。又《易》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郑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并配。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圆丘，义符《孝经》、《周易》之文也。神尧皇帝肇基王业，应天顺人，请配感帝于南郊，义符《大传》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义。又《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义。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义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
太子右谕德沈伯仪曰：
谨按《礼》：“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伏寻严配之文，于此最为详备。虞、夏则退颛顼而郊喾，殷人则舍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后乖次。得礼之序，莫尚于周。禘喾郊稷，不间于二王；明堂宗祀，始兼于两配。咸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为父，上主五帝；武王对父，下配五神。《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理未齐于配祭；既称宗祀，义独主于尊严。虽同两祭，终为一主。故《孝经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王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两祭便，则五祭十祠，荐献频繁，礼亏于数。此则神无二主之道，礼崇一配之义。窃寻贞观、永徽，共尊专配；显庆之后，始创兼尊。必以顺古而行，实谓从周为美。高祖神尧皇帝请配圆丘、方泽，太宗文武圣皇帝请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迈九皇，功开万宇，制礼作乐，告禅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赖，窃惟莫大之孝，理当总配五天。
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曰：伏惟高祖神尧皇帝凿乾构象，辟土开基。太宗文武圣皇帝绍统披元，循机阐极。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业，廓文武之宏规。三圣重光，千年接旦。神功睿德，罄图牒而难称；盛烈鸿猷，超古今而莫拟。岂徒锱铢尧、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谨案见行礼，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兼配。今议者引《祭法》、《周易》、《孝经》之文，虽近稽古之辞，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顺美。窃以兼配之礼，特禀先圣之怀，爰取训于前规，遂申情于大孝。《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寻厥旨，本合斯义。今若远摭遗文，近乖成典，拘常不变，守滞莫通，便是臣黜于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于上，靡遵弓剑之心。岂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诚，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终追远，良谓非宜。严父配天，宁当若是？伏据见行礼，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当依旧无改。高宗天皇大帝齐尊曜魄，等邃含枢，阐三叶之宏基，开万代之鸿业。重规叠矩，在功烈而无差；享帝郊天，岂祀配之有别。请奉高宗天皇大帝历配五祠。
制从万顷议。自是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
及则天革命，天册万岁元年，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亲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 周文 (《旧唐书》人物)王追尊为始祖文皇帝，后考应国公追尊为无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礼。其后长安年又亲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诸郊丘，并以配焉。
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昊天上帝于东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崇配，其仪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龙三年十一月，亲祀南郊，初将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议曰：“谨按《周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又《内司服》：‘职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据此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请别修助祭仪注同进。”上令宰相与礼官议详其事。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建议云：“皇后南郊助祭，于礼不合。但钦明所执，是祭宗庙礼，非祭天地礼。按汉、魏、晋、及后魏、齐、梁、隋等历代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并无皇后助祭之礼。”尚书右仆射韦巨源又协同钦明之议，上遂以皇后为亚献，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执笾豆焉。
时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阴阳人卢雅、侯艺等奏请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时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礼所以冬至祀圆丘于南郊，夏至祭方泽于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极于南北之际也。日北极当晷度循半，日南极当晷度环周。是日一阳爻生，为天地交际之始。故《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岁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为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会，晷运未周，唯总六甲之辰，助四时而成岁。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刻经》，南陆北陆并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极，即不得为至。”上曰：“俗谚云，‘冬至长于岁’，亦不可改。”竟依绍议以十三日乙丑祀圆丘。
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将有事南郊，有司立议，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位。谏议大夫贾曾上表曰：微臣详据典礼，谓宜天地合祭。谨按《礼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传曰：大祭曰禘。然则郊之与庙，俱有禘祭。禘庙，则祖宗之主俱合于太祖之庙；禘郊，则地祇群望俱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异于常祀之义。《礼大传》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礼。《虞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类于上帝，祇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此则受命而行禘礼者也。言“格于文祖”，则馀庙之享可知矣。言“类于上帝”，则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属于地，群望尚遍，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人。”又“凡六乐者，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则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乐也。
《三辅故事》汉祭圆丘仪：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东。又《东观汉记》云：“光武即位，为坛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于洛阳城南依鄗为圆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两汉时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于圆丘设地位，明是禘祭之仪。又《春秋说》云：“王者一岁七祭，天地合食于四孟，别于分、至。”此复天地自常有同祭之义。王肃云：“ 孔子 (《旧唐书》人物)言兆圆丘于南郊，南郊即圆丘，圆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说。惟郑康成不论禘当合祭，而分昊天上帝为二神，专凭纬文，事匪经见。又其注《大传》“不环不禘”义，则云：“正岁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乐》圆丘，则引《大传》之禘以为冬至之祭。递相矛盾，未足可依。
伏惟陛下膺箓居尊，继文在历，自临宸极，未亲郊祭。今之南郊，正当禘礼，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岂可不崇盛礼，同彼常郊，使地祇无位，未从禘享！今请备设皇地祇并从祀等座，则礼得稽古，义合缘情。然郊丘之祀，国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将阙。臣术不通经，识惭博古，徒以昔谬礼职，今忝谏曹，正议是司，敢陈忠谠。事有可采，惟断之圣虑。
制令宰臣召礼官详议可否。礼官国子祭酒褚无量、国子司业郭山恽等咸请依曾所奏。时又将亲享北郊，竟寝曾之表。
玄宗即位，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亲享圆丘。时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卫尉少卿韦绦为副，说建议请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祭，始罢三祖同配之礼。至二十年，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祀天一岁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高祖神尧皇帝配，中官加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减为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笾、豆各用十二，簋、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