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祖行事多仿汉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
初起兵时，问李善长平天下之策，善长曰“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法汉高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传）
孔克仁传亦谓：帝尝以汉高自期，谓克仁曰“秦政暴虐，汉高以宽大驭群雄，遂有天下，今群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无成也。”
是帝一起事，即以汉高为法。
今观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宫阙极壮丽，即 萧何 (《廿二史记》人物)造未央宫之例也。（何治宫殿极壮丽，帝怒，以为天下新定，何重劳吾民？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帝悦，乃徙居之。）
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于中都，即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以实关中之例也。（娄敬请徙齐、楚诸大族，以实关中，汉高从之，徙者十余万户。）
分封子弟于各省，以建屏藩，即汉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从弟贾王荆、从子濞王吴、子肥王齐、如意王赵、文帝王代之例也。
诏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即汉初赐民爵七大夫以上之例也。
甚至胡、蓝之狱，诛戮功臣，亦仿菹醢韩、彭之例，此则学之而过甚者矣！
明祖文义
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亶，然亦勤于学问所致。
下金华后，聘 刘基 (《廿二史记》人物)、宋濂在军中，朝夕讨论，固人所共知。
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谒见，即留置幕下，有疑辄问。（至正十三年事）
渡江取太平，即召陶安参幕府。（十五年）克集庆，即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
取镇江，闻秦从龙宿学，即令从子文正、甥 李文忠 (《廿二史记》人物)以金币聘致，常书漆简，问答甚密。又以从龙荐聘陈遇侍帷幄，呼为先生而不名。（十六年事）取婺州，即辟范祖干、叶仪、吴沈、许干、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人会食省中，分直讲经史。（十七年事）
计其时，距起兵才数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义已早通贯。其见于诸臣传者，如范常在幕下，帝晏闲，辄命儒臣列坐赋诗，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诗质朴，似其为人也。（见明史各本传）
初下徽州，朱允升请留御书，即亲书梅花初月楼赐之。（双槐岁抄）
与陶安论学术，赐之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传）
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胡闰所题诗，大爱之。（闰传）
鄱阳战胜，与夏煜等草檄赋诗。（煜传）
宋濂不能饮，帝强醉之，御制楚词以赐，又以良马赐濂，亲制白马歌。（濂传）
此皆未称帝以前事也。
其后亲为文赐臣下者：毛骐、安然、陶安之卒，皆亲为文祭之。
桂彦良迁晋王傅，亲为文赐之。
宋讷读书，火燎其衣，及胁，亲为文戒之。
张九韶致仕，亲为文饯之。（俱见各本传）
帝尝言文章宜明白显易，通道述，达时务。（詹同传）
阅曾鲁文，大悦曰“阅陶凯文已起人意，鲁又如此，文运其昌乎？”（鲁传）
以刘三吾主会试，疑其有弊，亲撰策问覆试。（三吾传）
是帝之能为散文也。
帝尝作诗，命三吾和韵，赐以朝鲜玳瑁笔。（三吾传）
李质振饥山东，帝亲作诗饯之。（质传）以旧韵出江左，命乐韶凤参考中原正音订之，名洪武正韵。（韶凤传）
解缙 (《廿二史记》人物)疏言“韵府出自元末阴氏，本无足采，陛下以其便于检阅，故好之。”（缙传）
帝尝出御制诗，桂彦良朗诵，殿陛皆惊。（彦良传）
是帝之亲风雅也。
帝建大本堂，征名儒教太子于其中，帝往讲论，置酒欢宴，自作时雪赋。
徐达初封信国公，帝亲制诰文云“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稗史汇编）
刘仲质改华盖殿学士，帝亲制诰文。（仲质传）
封十王时，帝亲草册文，召唐之淳闰色之。（翦胜野闻）是帝之兼习骈体也。
帝尝问太子汉七国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国。”帝曰“此讲官偏说耳。景帝为太子时，以博局杀吴王世子。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黜削诸侯，此七国所由反也。”
论内官则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昏晨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临朝，以阉人为常侍等官，自是权倾人主。”
阅内藏，则以汉灵帝西苑、唐德宗琼林大盈库为戒。
谕翰林张信等，以论思为职，则引唐陆贽、崔群、李绛等为训。谕戴德彝等亦然。
教官吴从权不知民事，则谕以胡瑗教诸生，皆兼时务。（见本纪及各传）
命刘基子璟为阁门使，谕之日“考宋制，阁门使即仪礼司，欲汝以宣达为职也。”（基传）
是帝之熟于史事也。
宋濂侍左右，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传）
陈南宾进讲洪范九畴后，御注洪范，多采其说。（南宾传）又尝观蔡氏书传，象纬运行，与朱子书传相悖，征诸儒订正之。（钱宰传）
则帝并留意经学矣。
古来帝王深通文义者，代不数人，况帝自幼未尝读书，长于戎马间，又未暇从事，战毕乃勤于学业，遂能贯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明初文字之祸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
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
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
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
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
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
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闲中今古录又载：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则抑武也），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日“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 孟子 (《廿二史记》人物)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
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
他如杨维祯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诗，所谓“白衣宣至白衣还”也。
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
赵埙、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
张昱征至，以老不仕。
陶宗仪被荐不赴。
王逢以文学征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
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
叶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
此可见当时用法之严也。武臣被戳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
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如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
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
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
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
徐贲仕布政，下狱死。
孙蕡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
其不死者：
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
杨基仕按察，谪输作。
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
此皆在文苑传中。
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
胡蓝之狱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
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如胡大海方宣力浙东，其子在都犯酒禁，即手刃之，曰“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
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陷其城，仲中走还， 常遇春 (《廿二史记》人物)请原之，帝曰“法不行，无以惩后。”遂诛之。
可见其刚决之性矣。
又汉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时，方年少，计身老则诸功臣已皆衰殁；宋太祖年虽长，而恃有弟可以驭诸臣，故皆务保全。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计耳。
胡党既诛，犹以为未尽，则二十六年又兴蓝党之狱，于是诸功臣宿将始尽。（惟庸死时，反状犹未露。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谓惟庸曾遣之入海通倭，其事始著。二十一年征沙漠，获惟庸昔所遣往故元通书之封绩。二十三年发讯，逆谋乃大著云。见李善长传。蓝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锦衣卫蒋瓛告玉反，下吏讯，狱词云“玉同曹震等谋变，将伺帝出耕藉时举事。”乃族诛。见蓝玉传。）今案坐胡党而死者：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骐、李伯升、丁玉、邓愈之子镇及宋濂之孙慎。（濂亦安置茂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顾时（其子敬坐死）、杨璟、吴祯、薛显、郭兴、陈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华云龙（其子中坐死）。
坐蓝党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张翼、朱寿、何荣、詹徽、傅友文、察罕（纳哈出之子）、张温、陈桓、曹兴、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杰（其子敬坐死）、孙兴祖（其子恪坐死）、何荣（其子荣、贵、安皆坐死）、韩政（其子勋坐死）、濮英（其子玙坐死）、曹良臣（其子泰坐死）。
此皆见于列传者。
胡狱有昭示奸党录，族诛至三万余人。蓝狱有逆臣录，族诛至万五千余人。今二录不可考，而胡、蓝二传备载其数。
此外又有非二党而别以事诛者：
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
汪广洋虽不入胡党，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遂赐死。
周德兴年最高，以其子乱宫，并德兴赐死。
王弼已还乡，又召入赐死。
胡美因女为贵妃，偕子婿乱宫，并美赐死。
李新、谢成别以事诛死。
文臣以事诛者，又有：
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
李仕鲁以谏帝惑僧言，命武士捽死于阶下。
王朴、 张衡 (《廿二史记》人物)俱以言事死。
孔克仁、陶凯、朱同俱坐事死。
于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
明史于诸臣传，惟蓝玉略见其粗暴取祸之由，他如冯胜、傅友德等，但叙其战功，而末即结之以赐死，明见其死之不以罪。
李善长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诛戮，传中既附著其锻炼之爰书，又载王国用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
汤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则传末谓当时公侯坐奸党无得免者，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而深为之幸。
皆以见明祖之猜忌好杀，可知立传之用意也。
涂节汪广洋之死
涂节胡惟庸传：惟庸与陈宁、涂节谋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上变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讯惟庸，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是节本与惟庸同谋逆者也。
然汪广洋传：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是节于未告变之前，已劾惟庸，则非素与惟庸同谋者矣！盖惟庸恨其告变，而反诬以陷之耳。
汪广洋又广洋传：帝问惟庸毒刘基事，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乃赐敕诛之。是广洋之死，以朱文正、杨宪二事也。
而惟庸传则云：占城贡使至，惟庸、广洋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责惟庸、广洋，未几赐广洋死。是广洋又因匿贡使而死矣。
二传殊不画一，匿贡使之事，惟庸、广洋同罪，不应独罪广洋，则广洋之死，究以文正、杨宪二案也。
明祖晚年去严刑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草木子）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
然其令李善长、刘基等定律，则又斟酌轻重，务求至当。洪武十八年，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然后奏决。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诏曰“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又尝与懿文太子出郊，亲指道旁荆楚，谓太子曰“古人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是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
明祖多养异姓为子
养异姓为子，始于唐之宦官，其后 朱全忠 (《廿二史记》人物)、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亦用以创国。盖群雄角立时，部下多易于去就，惟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谊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
明祖初起，以匹夫举事，除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外，更无期功强近之亲，故亦多养异姓子，幼而抚之，长即命偕诸将分守，往往得其力。
何文辉传云：周舍守镇江，道舍守宁国，马儿守婺州，柴舍、真童守处州、金刚奴守衢州，皆义子也。
案周舍即沐英，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高后怜之，抚为子，军中亦呼沐舍。后以功复姓。
道舍即何文辉，太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抚为子。
马儿即徐司马，扬州人，年九岁，无所依，太祖养为子，后立功，亦复姓。
柴舍即朱文刚，与耿再成同守处州，苗帅之乱，文刚欲聚兵杀贼，不及而死。
金刚奴无考。
又有朱文逊，史不传其小字，亦以养子死太平之难。
又平安传：安亦太祖养子，少骁勇，力举数百斤。
沐英传又言：太祖养子，凡二十余人，今皆无考。
明初徙民之令
明祖初定鼎，尝迁苏、松、杭、嘉、湖民之无田者，往耕临濠，官给牛、种，免赋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以实北平。
用闲民耕旷土，固善政也。
然明祖又尝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于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于京师，谓之富户。成祖因之，亦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又徙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日久贫乏逃亡，辄选其本籍殷户补之。俱见食货志，谓明祖初意，本效汉时徙民实关中之制，其后遂为厉阶云。
案黄润玉以父在徙中，请以身代，官少之，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壮。”乃使之，旋举顺天乡试。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盖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远也。
然其后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于外郡，则势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给县官，不使之出仕及别营生理，以至宗藩既困，而国力亦不支。
考唐初亦封诸王于外，迨武后废杀诸王后，开元以来，诸王皆居京师，而支庶得自奋于功名。如宗室为宰相者，至有十余人。其出仕于外，如嗣虢王巨嗣、吴王只，当国家寇乱时，俱能守郡掌兵，为国宣力。此法之最善者也。
今观明制，藩王之体统极尊，以极尊之体统处于外郡，
则有如谷王橞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长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
又如伊王世子典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构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要而笞之，官吏往来，率纡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宫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宫，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从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饥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
宸濠未反时，亦强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盗闵廿四、凌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
甚至楚宗华诋讦楚王华奎之案，以巡抚赵可怀庇华奎，楚宗人遂击死可怀。
此其恣横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于外郡，莫敢抗拒故也。
而国家之所以防闲宗藩者，则又禁例太密。盖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继以高煦、置鐇、宸濠先后谋不轨，遂设为厉禁，所以钳制之者无不至。
明史诸王传赞，谓出城省墓，亦须奏请。二王俱不得相见。
今案襄王瞻墡自长沙徙封过安陆，见其弟梁王瞻，流连不忍去，临别痛哭，谓“此生不得复见矣！”此二王不相见之制也。
天顺中，瞻墡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属，特命岁时得与诸子出城游猎。
可见非特旨则不得出城也。
弘治中，周太后思见其次子崇王见泽，特召之，倪岳奏“自宣德以来，除襄王一人朝外，无亲王朝见之事。”乃不果召。
万历中，郑贵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国，以留过李太后寿节为词，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以寿节来乎？”（潞王，李太后次子，神宗亲弟）此可见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
甚至土木之变，韩王子冲秋勤王赴京，亦以敕止之，寇入河套，冲秋愿率子婿击贼，亦不许。
崇祯中，京师戒严，唐王聿键倡义勤王，反被诏切责，削为庶人，锢之凤阳。
是赴国家之急，亦不得也。
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徒仰岁禄而别无出仕及谋生之路，宗支既多穷迫，而国力亦以坐困。明史表序，谓亲王或可自存，郡王至中尉空乏尤甚。
盖亲王岁禄既多，（洪武九年，初定亲王岁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二十八年，更定亲王禄犹万石，郡王只二千石，镇国将军以下，以二百石、一百石递减）其护卫军及仪卫司、人役并乐户之类，俸饷皆支于官，（楚王孟烷请纳还两护卫，以省国力是护卫饷给自官也。德王祐榕以仪卫司缺额，勾余丁补之，巡抚邵锡檄“补充者勿给饷。”是仪卫司本给饷也。郡王有事用鼓吹，与亲王别城居者，假鼓吹于有司；与亲王同城者，假乐户于长史司，是亲王独有乐户也。）是亲王之分例本属丰厚，且初封时，岁禄外，又有草场、滩地之赐，如英宗子见潾就藩德州，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宪宗悉与之。
神宗子潞王就封，请得景藩故籍田产，多至四万顷。
福王之国，亦援例以请，而版籍已定，尺寸皆夺之民间，不得已减半，中州田不足，则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 张居正 (《廿二史记》人物)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售卖，至为禁食河东盐，以听鬻卖。
此亲王富厚之大概也。盖亲王初封爵出藩，皆帝王爱子，故岁禄外，有此别给。其后嫡子孙袭亲王爵者，即世其产，是以富厚如此。
至亲王之支子孙封为郡王及镇国、奉国将军、中尉者，不能分此私产，惟恃岁禄为衣食，而生齿日繁，国力不给。
嘉靖中，御史林润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即无灾伤蠲免，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将何以支？”此可见国家养给各藩之竭蹶也。
于是议者有减岁禄、限宫媵、限支子之请，明史诸王世表序，谓支属承祧者，亲王无旁推之恩，群从继世者，郡封绝再袭之例，以及名、婚不时有明禁，本折互支无常期。
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以下六分折钞，郡县主仪宾等，八分折钞。而宗藩之贫困极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许其别营生计，以致坐敝如此。
靳学颜疏，所谓“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我朝分封列爵，不农不仕，吸民膏髓是也。”程绍传：宗室为盗窟穴，绍列上其状，则更入不肖。
嘉靖中，宗室祜禗请“除宗人禄，听其以四民业自为生，贤者应科目试。”不许。
直至万历中，宗室戴堉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中式者，视其才器，中外职兼用。”始允行之。（案陈子壮传：崇祯帝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是祖训原有宗藩出仕之例。）
其后崇祯中，中部知县名新堞者守城，死流贼之难。
云南通判寿当孙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张盖往见之，行三揖礼曰“谢将军不杀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从，遂遇害。
巩昌通判廷璋署秦州，城陷，为贼所执，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也，今日惟求一死。”贼遂杀之。（宗室诸王传）
又宝丰知县朱由椷、密县知县朱敏汀，亦皆以宗贡生出仕，死流贼之难。（武大烈传）
此皆万历以后许宗人应试得官者也。
向使早如唐制，宗人各有进身之路，则平时既无坐食廪禄之费，一旦有事，亦有如虢王、吴王之为国立功，未尝不可收藩维之助，乃直至末造始开入仕之途，而已无及矣！岂非立法之最不善者哉！（何如宠传：宗藩婚嫁命名，例请于朝，贫者为部所稽，万历末至崇祯中，积千数，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命名者。如宠为礼部尚书，特为奏请，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给于江南官田，其后令还田给禄。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禄米俸钞之数。二十五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为永制。
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其时钞尚贵），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
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时钞已贱，故十贯抵一石）。
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钱，下半年给苏木、胡椒，（孔友谅传：疏言“大小官自折钞外，月米不过二石。”此宣德中事也。又李贤传：正统以前，北京漕运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贤疏言“降人居京师者，实支十七石五斗，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实支仅一石。”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
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也；布一匹亦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也。
明史食货志，谓自古官俸之薄宋有若此者。顾宁人谓其弊在于以钞折米，又以布折钞，以致如此。
其后又定有折银之例。（成祖迁都北京，以漕运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关支，惟英国公张辅以功大许北京支领。其百官俸米，领票后卖与商人赴领，每十石止值银一、二两。周忱以江南正苦粮重，建议量折银每石银四钱，以充百官俸。折银之例始此。）凡官俸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曰月米，曰折绢米，曰折银米。
月米不问官大小，皆一石，折绢者，绢一匹当银六钱，折银者，银六钱五分当米一石，比从前以布折钞之例稍优矣。
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钞，曰绢布折钞，本色钞二十贯折米一石，绢布折钞，绢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从九品，本色乃十之七。
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略也。（案李长庚传：据会典，国初金花银解南京供武俸，正统初始改解内库，除武俸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给钱。）
明宫殿凡数次被灾
永乐五年，始建北京宫殿。
八年，北征还，即受朝于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
十八年，各宫殿皆落成，诏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
十九年四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
二十年，干清宫亦毁。
自后未尝营葺，故仁宗即位，将还南京，诏改北京诸司悉称行在。
直至正统四年，始修建北京宫殿。
六年十一月，干清、坤宁二宫及三殿俱告成，乃定都北京，诏文武诸司不得称行在。
正德九年正月，干清宫灾，遣使采木于湖广，因工作大加天下赋一百万。
十六年十一月，干清宫始造成。
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灾。
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极，华盖曰中极，谨身曰建极。
万历二十四年，干清、坤宁两宫灾。
二十五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灾。
三十年，重建干清、坤宁二宫。
三十二年三月，干清宫成。
天启六年九月，皇极殿成。
七年八月，中极、建极殿成。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宫殿又为流贼 李自成 (《廿二史记》人物)所毁。
统计明代北京三殿两宫，各四次被灾。（本纪及杨廷和、乔宇、沈一贯、陈于陛、张位等传）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庄烈帝（崇祯）由藩邸入继大统，未尝身为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讳未立储。光宗甫登极即病，亦未立储。其余则无有不立太子者。
太祖立马后长子为皇太子，未即位薨，是为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吕氏所生子为皇太孙，是为建文帝。靖难兵至，崩于火。建文登极时，亦立查后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终。此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也。
仁宗母系仁孝徐后，宣宗母系诚孝张后，此则正后所生太子获享国者。然二帝生时在藩邸，母尚未立后。
英宗由太子即位，则本宫人子，而孙后养为己子者也。
宪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周贵妃也。
孝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李淑妃也。
惟孝宗登极后，册妃张氏为皇后，弘治四年，生武宗，立为皇太子，此乃既为后后所生之太子，为有明一代盛事。
世宗以后，穆宗母则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李贵妃也，光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则王恭妃也，熹宗母则王选侍也，庄烈帝母则刘贤妃也。
至庄烈帝登极，册周妃为后，明年，生慈烺，立为皇太子，此亦既为后后所生之太子。武宗后仅此而已。
统计有明一代，正位中宫后所生储贰，惟武宗及慈烺二人，然武宗虽为帝而盘游无度，几乱天下，身后又无子，慈烺遇国变，不知所终，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
他如景帝立子见济为皇太子（杭妃所生），宪宗先立祐极为皇太子（柏妃所生），世宗先立载壑为皇太子（王贵妃所生），皆早薨，此则虽非正后所生，亦皆不吉矣。
立嫡建储，古今令典，乃时会迁流，有不可以常理论者。明代诸臣呶呶以争国本为第一大事，其亦未博观于历代继述兴亡之故也哉！
明宫人殉葬之制
明史后妃传：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其见于后妃传者：
宣宗崩，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此可见当时宫嫔殉葬之例也。
景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
至英宗遗诏始罢之。
案周王有炖传：有炖死，英宗赐有爝书曰“王在日，尝奏身后务从俭约，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云云。”帝之除殉葬，盖本于有炖之奏也。然有炖死，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死殉，诏谥妃贞烈，夫人贞顺，盖帝赐书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见当时宫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
否泰录载：英宗临崩，召宪庙谓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遂为定制。
明代选秀女之制
明史载明祖之制：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
国初惟成祖仁孝皇后，为徐中山女，其时法制未定也。（明祖初为懿文太子册常遇春女为妃，未薨，又册吕本女为太子妃，又初为秦王樉纳王保保妹为妃，继又以邓愈女为妃，皆前代故事所无。）
嗣后则多出民间，故每新君登极，有选秀女之谣。
明稗类抄：成化中，命妇入朝，尚书施纯妻甚端丽，皇太后谛视久之，顾左右曰“曩选妃时，何不及此人？”又涌幢小品：宪宗选妃，江南嘉兴姚善女在选中，发不盈尺，过吴江二十里，一夕发顿长八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后入宫，生皇第九子寿王，册封端懿安妃。
又四友斋丛说：武宗南巡至扬州，知府蒋瑶力拒嬖幸江彬等，彬传旨要选秀女，瑶曰“止知府有三女，民间并无。”彬遂语塞。
又赵尔沂刘大姑传：大姑京师人，光庙在青宫时，诏选元妃，大姑与郭后及后女弟同入选，郭后选中，后女弟及大姑赐金币还。凡落选女子，贵家争聘致为重，后女弟遂为成山伯夫人，大姑独不肯嫁，贵戚纳聘悉却之，谓母曰“被选后，与今元妃同卧起三月，外间何等子？乃议婚耶？”遂守贞以殁。
此皆前明选秀女故事也。
于慎行笔麈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汉宣帝许后起微时，故为后，从官舆服甚俭。及霍后立，赏赐动以千万计。且不特此也。来自民间，则习见闾阎生计，可以佐人君节俭之治。若必出于勋旧，则勋而兼戚，戚而兼勋，王氏祸汉，贾氏祸晋，可为前鉴。本朝选驸马亦然，非但不由勋旧，并不由仕宦，其意深远矣云云。
今案明代选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师附近之处。
初两京并重，故妃后尚有南人，如宣宗胡后济宁人，孙后邹平人，吴妃丹徒人，郭嫔凤阳人。英宗钱后海州人。宪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宁人是也。
然地近则易采选，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及宪宗吴后皆顺天人，世宗杜妃（穆宗生母）大兴人，穆宗李后昌平人，陈后通州人，李妃（神宗生母）漷县人，神宗王后余姚人而生于京师，郑贵妃大兴人，光宗郭后顺天人，王妃（熹宗生母）顺天人，刘妃（庄烈帝生母）海州人而籍宛平，庄烈帝周后苏州人而家于大兴。
盖有明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不及远方，恐滋扰也。（陈子龙传：福王立于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即持之去，闾里骚然，子龙上疏力谏。可见选秀女之骚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