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与智慧
郑振煌
自从本书中文版于一九九六年九月问世之后，在华人社会掀起研究生死的热潮。所到之处，不论是台湾，或是美国、加拿大、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甚至尼泊尔、印度等华人不多的地区，都有人向我主动提及这本书。
本书讨论严肃的生命课题，竟然能引起这么大的回响，足见佛法的智慧甚深，佛法的慈悲广大，扣紧每一个人心弦，激发大家的共鸣。生死是每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大事，自有人类以来，乃成为人生最主要的目标。在众多努力之中，佛法所提供的理论和实物，最能令人信服，它所散发出来的光明和热力，救度了无数的人们……
这本书已经变成许多人最主要的一精一神食粮，一遍又一遍地读，不断地思惟，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许多读者告诉我，这本书挽救了他们的婚姻、家庭、事业、人生，提供了他们养生送死的指南，升华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一座座无形的桥，就透过本书在读者与我之间建立，读者们识与不识，都是我感恩的对象，使我加深对佛法的信心。三十五年来，我译而不作，深知自己无修无证，所说皆是葛藤，但高僧大德的景德懿行，则值得世人传诵学习，所以不揣浅陋陆续介绍，愿今后仍有更好的作品，以报三宝及众生隆恩。
冥界通关手册
袁琼琼
《西藏生死书》是在一个前提下写作的，就是轮回观。是在相信「人类有肉体之外的生命，死后依然存在，并且有知觉」的信念下，这本书才有意义。
这本书可以视同《西藏度亡经》（即《中一一闻教得度》）的解说。《度亡经》公认难解，除了内中充满宗教专有名词外，也由于它在谈论一个我们经验以外的世界。在那个领域中，疆界不是以空间或时间做区分的。亡者进入的这个境界里，时间是短暂到一弹指，又同时恒长到无限；空间是广袤到不可思议，又同时狭隘到不足方寸。写作者虽已将所谓的「中一一」过程规划成我们能了解的「七七」，但真正的死后世界要远比这复杂得多。
据说在从前，《度亡经》是只有僧侣才能看到，一般人无缘得见。这也许多少表示读这本书，需要特殊的学养。我个人觉得它有些像一本古体的「冥界通关手册」，过了这一关，就可以到达「冥界」――死亡之国。因为是古书，又是僧侣行法事的工具书，原也就没打算普及，所以诘屈聱牙乃属必然。而《西藏生死书》把它通俗化，不但用现代人能了解的字句做解说，还辅以符合现代思想观念的演绎。另也不乏一些「推广」辞句，告诉大家研究这本所书，不但可以知道如何死，更可以启发人如何生。常人爱说「死」是一了百了，本书告诉你：死不但没法一了百了，死得不好，非但是丧失了解脱的「权益」，连下辈子也会过得不好。在「临终关怀」逐渐受到重视的现在，《西藏生死书》提供的是心灵层面的安慰。它笃定的告诉你：「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由于死后尚有生命，这本书就有点像新生入学手册。即将「入学」的人最好读一读。尚未「入学」的，也不妨提前开始学前教育。
人生过程，死是最严重的。「死后尚有生命」一向是人类的梦想和渴望，我相信所有的神仙与鬼魅的故事，都是因着这个意愿而被创造的。《西藏生死书》站在人的这种渴望上发挥，举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死后的生命不是梦想。然而这也就像魏斯的《前世今生》一样，要先相信了，它所说的一切才有意义。由于人人都知道的原因，我们对死亡之国知道的比外太空还少。太空船出了大气，还有些照片、陨石带回来；但是没有人，即使那些声称死后复生的人，也从未有任何证物留作纪念。所有可以证明它「是」的，也同样可以反证它「非」。
但是人类的谜题不止死亡一项，不能因为我们在现有的学理上无法确认，就否定它的存在。我以为阅读这本书的意义其实不在相信死后另有人生，而是它提供了一个与死亡相亲的机会。如若我们可以因此学到安详的死，或许会懂得如何从容的生。（摘自联合报《读书人》版）
阐发内在生命价值
萧武桐
前些时爆发的「宋七力」事件凸显了我们的社会确实生病了。《西藏生死书》的出版，提供我们一个更宏观的视野，协助我们澄清一些重要的核心价值。人从出生的那一刹那，就注定要迈向死亡之路，因此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索甲仁波切所著的《西藏生死书》不只教人如何面对死亡，更进而将重点放在现世里的「自然中有」的阶段，强调唯一真正拥有的是「当下」。
书中整合了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诠释以前认为不可思议的现象，例如：爱因斯坦说：「个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是时间和空间都有限的一部分。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当成与宇宙其他部分无关的独立经验――这是对自己的心识的一种光学错觉。」这种解析使知识分子较易接受，进而能融合西方哲学及宗教的教义，开拓我们内在生命的心灵宝藏。不同流俗的看法值得我们学习。又例如引用德蕾莎修女的话：「大家都期望神所在的天堂，但是这一刻我们就有能力与他同在天堂。此时快乐地与他同在的意思是：像他一般地慈爱，像他一般地帮助，像他一般地给予，像他一般地服事，像他一般地拯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与他同在一起，在他的苦难化身中接触他。」就是如此强大的爱与慈悲，或许可以治疗我们「无明」的疾病，减少日常生活中贪嗔痴慢疑等「五毒」的心灵污染。（摘自民生报《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