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民国初年，那正是孙中山先生解放妇女运动的大时代，而我家又正是女少于男的家庭。自我住胎，一家人都盼望生个女孩。果然天从人愿，一家人都叫我小姐。待妹妹出世，就叫宝宝。四房人中，就只有我们这两个宝贝了。当然，物以稀为贵，我总是在二叔家玩，叔叔爱我不啻己出。而妹妹则经常被四叔家接去。我们姊妹总不得承欢膝下，甚至母亲逝世都不知道，而造成我此生最大的遗憾！结婚那年，家人因战争离散。我与他（女儿的父亲）一别三载，从湖南分手。他去广西，我往贵一一，而广西与贵一一之间，每周只有班机一次，专送邮件，有时一次接三五封信。这就说明，不管你一天写几封信，总之每周只有一班邮机为你服务。而那一阵桂林轰炸之烈，日以继夜，山洞都能炸垮，所以每周一见到信，自然就会这么想：“这是否是最后一封呢？”当时我正在教厅服务（审核员），每天两次上下班（上午七点至十点，下午三点至九点），还要跑警报，又住在亲戚家，处处都不方便。而在当时，如我之遭遇者，比比皆是，并不乏人。乱世本来如此，何足怪哉！两年后，我们又在昆明重聚。届时他已投笔从戎，我则到中运公司任审核员。不久又去参加赶修滇缅铁路，在粮管处任中尉科员，因为滇缅铁路军事化，职员都是军阶。滇缅铁路解散，在胜利前生了一个女儿。胜利后，由昆明飞重庆，由重庆飞成都，由成都乘江船、海船至台湾。由于政府的妥善安排，生活安定，将近三十年如一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无疾而终地去了。第二年秋天，女儿请到全部奖学金，来美读博士学位。第三年的冬天，我亦来美。吾师南先生怀瑾嘱学打坐。并训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老师常常寄书给我。我看书有不懂的地方，或打坐有了境界，就请老师开示。忽于前年十一月意境上出现一片大海，立即禀明老师，老师即规定每日写日记一篇，积满半月寄呈一次，所有一切疑问均写在日记上，请师开示。由于怀师的循循善诱与日记的批示，我又深入不少。师曾寄赠一本《禅秘要法》，我统统观过。我喜欢禅，因为它直截简便，最适合我这种笨人。至于观想，是利用生理、心理互相影响，可作游戏。但亦有实用的。禅贵自悟，也靠自证、自修。别人是帮不上忙的。不懂的可问老师，但老师不可能代你悟、代你证、代你修。而且这东西，并非尽人都成，不可抱太大的奢望，但亦不要失望，它能成就在刹那，所以只要有口气活着的人都有希望。我是个不会画葫芦的人，学禅也是一样，我只能根据禅的原理和老师的开示作为准则。至于内容，禅是活泼的，不必太拘。譬如人家修三观，能清清楚楚，一观一观地修，我却不会，我分不清层次，一修就一起修下来了。有人说，有为法易学，因为它有方法。我却喜欢无为法，我喜欢它活泼自由，虽然它也有它的规矩，却不似那么死板。这就是我不会画葫芦的证明。至于打坐，经常是早晚各一次，如果临时遇有方便的时间，就多坐几次，几分钟都可以坐。如果能心身舒畅，坐一分钟，都有益处。以上这些都是我一知半解的看法和想法。还是要听老师的开示，才能算数！一九八零年六月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