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 (《品人录》人物)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作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统统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样大度的人， 韩信 (《品人录》人物)自然不是对手。
实际上，韩信的错误，正在于狐疑，即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事实上他一直在反与不反之间犹豫。正好刘邦对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对刘邦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感激，也怨恨，既蔑视，又畏惧，因此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反还是不反。当然，韩信的反，是被逼出来的。刘邦不逼他，他不会反。但要说他的造反或谋反完全是诬陷，似乎也不通。从他出卖钟离一事来看，韩信似乎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人。他能背叛钟离，怎么就不能背叛刘邦？只不过在有条件背叛时不背叛，做了人家笼中之鸟时却蠢蠢欲动，未免糊涂罢了。这其实因为韩信是英雄不是枭雄，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的狠毒程度和卑鄙程度都比不上刘邦，结果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
的确，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是容不得犹豫和狐疑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做什么都很到位，一点也不粘糊。刘邦自己虽然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计谋，但判断力极强，也敢拍板，而且豁得出去。正是这种资质，使他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终至以弱到强，步步走向胜利。究其所以，就在于刘邦是流氓，是流氓中的英雄，因此敢于拿生命豪赌一把。
刘邦端的称得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用人时真能放开手用，整人时也真能下得了手。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 张良 (《品人录》人物)是贵族，陈平是游士， 萧何 (《品人录》人物)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 周勃 (《品人录》人物)是吹鼓手，刘邦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但他杀起人来也六亲不认。他曾误听谗言，以为樊哙有不臣之心，竟命令陈平去杀樊哙。
樊哙可以说是刘邦最铁的哥们儿，早年在沛县就和刘邦是朋友。陈胜起义，萧何、曹参派樊哙迎来刘邦，立为沛公。以后，樊哙追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功赫赫。初入咸一一，是樊哙劝刘邦秋毫无犯，还军霸上，从而树立了刘邦的威望。鸿门宴上，是樊哙挺身而出，面折 项羽 (《品人录》人物)，从而保住了刘邦的性命。樊哙还是吕后的妹夫，同刘邦是连襟。这样至亲至爱的人，也说杀就杀(最后陈平并未执行命令，刘邦又身受重伤，此事不了了之)，可见其狠。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说的知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知道人性中的优点，也知道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什么是天下？天下并非土地，而是人。所以，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刘邦很懂这个道理。
怎样才能得人心？也就是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要什么并予以满足。韩信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说明刘邦已得他心，也说明刘邦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自己肚子饿要吃饭，知道别人也想吃，便让出自己的饭食；自己身上冷要穿衣，知道别人也想穿，便让出自己的衣服；自己想得天下想当皇帝，知道别人也想封妻荫子耀祖光宗，便慷慨地予以封赏。这种“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的想法和做派，在中国最是大得人心。
项羽却从来都不会替别人着想，顶多只会弄些小恩小惠，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却完全只凭一己的好恶，卖弄自己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对于韩王韩成，竟然因为其谋士张良曾帮助过刘邦的缘故，先是不让他“之国”(到封地去)，继而又降为侯爵，最后予以谋杀(实在小心眼儿)，终于把韩成的智囊张良逼入汉营，和他作对到底(事实上刘邦东进反楚，是张良鼓动的；反楚的同盟军黥布、彭越，也是张良替刘邦联络的)。刘邦入关灭秦，功居首位，即便不能如约封为关中王，至少也该把刘邦的家乡封给他，或封得离家乡近一点，以慰藉这支人马的思乡之情。项羽自己一门心思要衣锦还乡，应该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念头(事实上刘邦的将士“日夜而望归”)。然而他不。也许是出于对刘邦先入关中的嫉恨，嫉恨他抢了自己的镜头，竟然把刘邦打发到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汉中，以至于刘邦一天都不愿意在那里呆下去(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是“安能郁郁久居于此乎”)，终于引兵东讨。从他一进咸一一宫就发呆不想走来看，刘邦原本也不是很有野心的人。如果当时项羽给刘邦一块肥肉，没准后来的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至少是，谁要鼓动刘邦反楚，总不太容易，而已然回乡的士兵也很难再让他们重返战场。(张良就看到了这一点：“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但是项羽偏不让刘邦吃饱，这就逼得刘邦非吃了他不可。
不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其实对自己也缺乏体验；而能够以己度人的人，也多半有自知之明。刘邦确实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百无一能，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用计没有谋略，打仗没有武力。因此他把这些事情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只做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拍板。这样不但避免了自己的短处，也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一举两得。加上他明是非，识好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勇于纠正自己错误，又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用人才，也使得别人心甘情愿为他所用，从而在身边集结起一群英雄豪杰，并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比如樊哙有勇，张良有谋，韩信会将兵，萧何会治国，简直就是一个优化组合。结果他这个老板当得非常潇洒，也非常成功。项羽不懂得这个道理，自恃天下英雄第一，什么都自己来，反倒吃力不讨好，变成光棍一条。
项羽不知人，也不自知。不知道哪些是自己所长，哪些是自己所短，当然也不肯认错。直到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还说是天要亡他，他自己什么错都没有，真是“死不认错”。刘邦则不同。刘邦也犯错误，而且犯判断错误和战略错误，但他肯认错，也肯改。公元前200年，刘邦对形势和军情作出错误判断(实则中匈奴诱兵之计)，不听娄敬的极力劝阻，亲自带兵挺进；深入敌方腹地，结果被匈奴围困在白登(白登是平城附近的一个小城。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此役又称“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幸亏用陈平密计(其计不详)才能脱离危险。刘邦班师回到广武(今山西省代县西南一一明堡镇)，立即释放关押在那里的娄敬，向他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封娄敬两千户，升关内侯。
这样的度量，项羽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