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个东方的文化而言，  孔子  (《论语》人物)也许算是最特殊的存在。西方人总试图将儒学作为宗教理解，他们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精神的偶像，也许，如果所有无法摆脱的精神制约都可以视为宗教的话，孔子确实是这样一种后果的直接缔造者。但实际上这种认识存在非常大的偏差。虔诚的教徒永远不能理解的是，在中国宗教始终不过是无数围绕“治世”而采取的手段之一，不会有一个帝王真的允许哪个宗教来控制他世俗的天下，所以也不会有哪个人怀着神圣的心情认真去探讨神存在的可能性*。中国不会出现像文艺复兴那样的人性*觉醒期，因为中国人的眼睛，从来没有片刻从人生活的世界移开到上帝的宇宙中去过。中国的哲学是彻头彻尾经世致用的哲学。“子不语”所表达的表象的敬畏之下实质则是漠不关心，以致所有“怪力乱神”在最初就驱逐出了研讨的范围，也使得在后世这种实用主义的风气经年不绝。

然而着眼于现世，却并不意味承认现实。

东方的读书人，总是怀有类似“劝世”的情结。所以孔子长久担当的真正角色*是教育者。在他本人的时代，儒学倡导的是人的自制，上至君王，下至草民，人应该使自己向一种理想人格趋近。孔子将之定义成为“君子”。通过强调人的修身与自省，孔子宣扬当一个君主的自我修养达到完善，那么他的权力就可以通过最和平高贵的方式来保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真，因此我们看到后世虽将孔子本人拜为先师，却没有几个强大的君王是按照他的理念在经营他的政权。尽管如此，那些对于理想人格的设定却并没有被轻贱。今时今日，中国人的道德标尺也依然围绕着它们，谦逊淡定博学慎行的君子形象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始终被向往，但它一直以来被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谁也还没见过它的完成。那些劝诫简短如“不迁怒，不二过”，如“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却无一不是包含了对于自身情绪与意识的双重控制，“君子”是一群有着绝对精神力的人，从这种意义上看，孔子相信个人意志的力量胜于环境的影响力，因为在他的描述中，“君子” 无所谓贫富职业境遇，他们从不慌张，从不刻意争取，永远只是物来则应随遇而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变色*，而一旦被委以大任，他们又能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悖论。

儒学的本末，都成为这个悖论之下的一个圈套。这个圈套的根基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假设，它决不可能实现，同时任何理论又都不可能推翻它，结果就是连它的创造者本人也被它套了进去。讽刺的是现实之中，孔子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应该只是做好全部的准备来等待时机的降临。众所周知，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试图说服那些绝不可能——按照他所说的，去重现一个绝不可能回到的美好过去——的君王的努力中。这是非常悲哀又奇怪的事。我们看到过最标准的智者形象，是像  老子  (《论语》人物)那样遁世于飘渺的。因为如果看清了全部的现实，就会明白要改变已成规矩的方圆只能是种妄念。我很难相信孔子真的认为他所理想的世界可能到来，他所留下的形象也从来不是这样一个野心而自负的人。在他所留下的关于自己理想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和所谓“治国平天下”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喜欢音乐，向往沐风逐月的清逸闲悠，崇拜老子，直言见老子犹见真龙。但是最终他一天也没有真正去落实过他的憧憬，他舍弃了清高与优雅，以卑微的姿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试图用老迈的身躯挡住滔滔的江水。而这一切的理由，也许只是出于一种悲悯与责任感。他背负了整个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他的智慧一定使他看到了未来只会是现实的不断重演，被遗忘的美德从不会被唤醒，就如它们从来不曾真的存在过。带着这样的矛盾与感伤，他一生都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的事。如同一句古老的箴言所说：巨大的悲悯，超越了善。他注定会失败。他成为了不可被战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