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治国若此其过也，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杀简公者也。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欲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一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裕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都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乱之情，讠夹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这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 楚庄 (《 韩非子 (《韩非子》人物)》人物)王 (《韩非子》人物)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若复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因自裂其呆衣之里，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以之死。从是观之，父子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 吴起 (《韩非子》人物)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世之学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棰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于犀车良马之上，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 伊尹 (《韩非子》人物)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立为卿相之处；处位治国，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刑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谚曰：“厉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而各为其私急。而恐父兄毫杰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逾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饿主父百日而死，卓齿之用齐也，擢⊥踔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故厉虽M肿H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
译文：
所有奸臣都是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亲近宠爱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欢的，奸臣就跟着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着诋毁。大凡人的常性，观点相同的就相互肯定，观点相异的就彼此指责。现在臣子所赞誉，正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叫做“同取”；而臣子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憎恨的，这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互相对立的，还不曾听说有过。这是臣子用来取得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宠幸的地位来说毁或夸奖、提升或罢免群臣，如果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不用检验的方法来考察他，必会因为他过去和自己意见相同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是宠臣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营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面一定受蒙蔽，而奸臣在下面一定握重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臣下就不能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来效忠君主，各级官吏也不能奉行法制来建立功绩。凭什么明白这些？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险有害的就要避开，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臣下尽力来建功，竭智来效忠的，结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祸害；行奸营利去蒙蔽君主，广事贿赂去投靠达官重臣的，自身尊宠，家庭富裕，父子都得到好处；人怎么能离开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国到了这么错误的地步，而君主希望下面没有奸邪，官吏遵守法令，不能办到是够明显的了。所以近臣知道忠贞老实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一定会说：“我凭忠诚老实侍奉君主，不断立功来求得平安，这等于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一定没有指望了；如果按照法术推行正理，不去趋炎附势，只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这等于聋子想辨别声音的清浊，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平安，我怎能不结帮拉派、蒙蔽君主、作奸行私来迎合重臣呢？”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利益了。各级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会说：“我凭清廉侍奉君主来求得平安，就像没有规矩而想画出方圆一样，—定没有指望了；假如凭守法、不结党营私、履行职责来求得平安，这就好比用脚搔头一样，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能不违法营私来迎合重臣吗？”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法令了。所以为了私利去帮助重臣的人就多了，按照法制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面陷于孤立而奸臣在下面结成死党，这就是田成所以能杀掉齐简公的原因。
懂得法术的人做臣子，能够献出法术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制服奸臣，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因此，法术主张能进献出来，赏罚制度接着就能实行了。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就会按照名实来判定是非，根据验证来鉴别言论。因此近侍宠臣，知道欺诈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会说：“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为，尽心尽力去侍奉君主，而竟想通过相互勾结胡乱褒贬来求得平安，这好比背负千钧重担掉入万丈深渊还想逃生，一定没有指望了。”各级官吏也知道作奸营私不可能得到平安，一定会说：“我不用清廉方正来执行法令，竟用贪诈肮脏的心思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好比从高山之顶坠入深谷之下还想逃生，一定没有指望了。”利害关系是这样清楚，近臣怎么敢用假话欺骗君主，而百官怎么敢用贪欲来鱼肉百姓？因此，臣子能够表达他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官吏能够忠于职守而没有怨言。这就是管仲能使齐国大治、 商鞅 (《韩非子》人物)能使秦国强大的原因。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办法，而不依赖别人出于爱而为我效力。依赖别人出于爱为我效力就危险了。依靠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才能平安。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如果凭正直态度可以得利，臣下就会尽力来侍奉君主；凭正直态度不可以求安，臣下就会营私来侵犯君主。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设立赏罚措施来昭示天下，如此而已。因此君主虽然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国家却已治理好了。作为君主，并非眼睛像离娄一样才算锐利，并非耳朵像师旷一样才算灵敏。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术，而要等到亲眼看见才以为明白，看见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权势，而要等到亲耳听到才以为清楚，听到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欺骗的方法。作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为我看，不得不为我听。所以身处深宫之中，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骗，为什么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耳聪目明的形势形成了。所以善于借势的，国家安定；不知借势的，国家就危险了。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废法而行私，因此国乱兵弱而君主卑弱。商鞅劝说秦孝公要变法易俗，倡明公道，奖励告奸，抑制工商，便利农耕。在这种时候，泰国百姓习惯于犯罪可以赦免、无功可以显贵的旧俗，所以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违反新法的人刑罚严厉而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赏赐优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没有不被发现的，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民众怨恨，大家的责难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加理睬，坚持推行商鞅的法令。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诛，而告发奸私的人多，所以民众没有敢犯罪的，刑罚也就没有对象施加了。因此，国家太平而兵力强盛，土地广大而君主尊贵。泰国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惩罚严厉，对告发奸私的赏赐优厚。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国法术已经够明白了，而当代学者却一点也不懂得。
再说当代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治和乱的实情，只会谍谍不休地引用古书，来扰乱当代的国家治理；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却又胡乱攻击坚持法术的人。听信他们的言论就危险，采用他们的计谋就混乱，他们是愚蠢透顶的人，又是危害最大的人。他们和坚持法术的人一样都有善于谈说的名声，其实却差得很远，这就是名同而实质不同的例子。当代愚蠢学者和法术之士相比，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样，二者相差实在太元了。作为圣人，能够了解是非的实情，明察治乱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国家时，明正法令，设置严刑，用来解救百姓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使强不欺弱，众不侵寡，老年人们得享天年，幼子孤儿得以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亲密相处，父子互相护养，没有死亡和被俘的忧患，这也是最重大的功绩啊！愚蠢的人不懂这些，反而看作残暴。他们固然希望安治，却反对达到安治的方法；都厌恶危险，却又喜欢造成危险的原因。怎么知道这些？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又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怜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但又是国家陷入危险的途径。圣人以法治国，必定违反世俗而顺应真理。懂得的人，就会赞同原则而违背世俗；不懂的人，就会违背原则而赞同世俗。天下懂得的人少，这个原则就成为错误的了。
处在不合理的地位，遭受着众人的诬陷，淹没在世俗的舆论中，却想在严厉的君主面前求得平安，不也是非常困难的吗！这就是法术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原因。 楚庄王 (《韩非子》人物)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妄名叫余，春申君的正妻的儿子名叫甲。余想让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便自己毁伤身体来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能做您的侍妄，我感到很幸运。然而顺从夫人就无法侍侯好您，顺从您又无法侍侯好夫人。我实在不贤，没有能力使你们二位都称心，情形摆着不能都服侍好，与其死在夫人那里，还不如死在您面前。我死以后，假如您身边再有得宠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种情形，不要被人笑话。”春申君因而相信了余的谎言，为她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甲而让自己儿子做继承人，就自己撕破衬衣里子，让春申君看并哭着说：“我受宠于您的时间很长了，甲不是不知道，现在竞想强迫调戏我。我和他争执，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孩子不孝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申君大怒，就杀了甲。所以正妻因余的谎言而被抛弃，儿子也因此而死。由此看来，父亲爱子，尚且会因诽谤而加害，君臣之间没有父子关系那样亲密，而群臣的毁谤更不只是一个妄的搬弄是非所可比的。无怪乎贤人圣人要遭到杀害了！这就是商鞅在秦被车裂、吴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本不想受到惩罚，无功却都想显贵。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没有功劳的人，刑罚必须施加给犯罪的人。既然如此，那么法术之士的为人，本就会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会采纳他的主张的。
当代学者进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奸邪的臣子，”却都说“仁义惠爱就够了”。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去考察它的实质，因此，严重的国家灭亡，君主身死，轻一点的土地丧失，君位卑下。怎么得知这些呢？把财物施舍给贫困的人，这是世人所谓的仁义；可怜百姓，不忍心惩罚，这是世人所谓的惠爱。既然要施舍给贫困的人，那么无功的人就会得赏；既然不忍心惩罚，那么暴乱就不能制止。国家有了无功得赏的人，民众对外就不致力于作战杀敌，对内就不努力从事耕作，都一心想着行贿巴结权贵，用私人的善行树立名誉，以便获取高官厚禄。所以奸私的臣子越来越多，暴乱分子越来越猖狂，国家不亡还待什么呢？严刑是百姓畏惧的，重罚是百姓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严刑来禁止奸邪，设置重罚来防止奸邪，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会发生。我据此知道仁义惠爱不足实行，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没有马鞭的威力、马嚼子的配置，即使是善于驾车的造父也不能驯服马匹；没有规矩作为准则、墨线用来校正。即使是巧匠王尔也不能画好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令，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当代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刑，实行爱惠，却想建立霸王功业，也是没食指望的。所以，善做君土的人。明确设置奖赏、利禄来鼓励人们，使民众靠建功立业得赏，而不靠君主行仁义来赐予；推行严刑重罚来限制人们，使民众因罪受罚而不靠君主讲爱惠来赦免。因此，无功的人不会幻想得赏，犯罪的人不会侥幸免罚。依靠坚车好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冲破陡坡险阻的危险；凭借船的安稳，依仗桨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横渡江河的困难；掌握法术之道，实行严刑重罚，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就好比陆路有坚车良马，水路有轻舟便桨样，凭借它们的人因此获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商场因此称王；管仲掌握了法术，实行赏罚， 齐桓 (《韩非子》人物)公因此称霸；商鞅掌握广法术，实行赏罚，秦国因此强大。这三个人，都一精一通成就霸王的法术，熟悉治国强兵的方法，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说教；他们符合当代君主的心意，就会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他们处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能收到使君主尊显、领土扩大的实绩：这种人才称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商汤得到伊尹，凭借百里之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靶，领土因而扩大，兵力因而强盛。所以有了忠臣，君主对外没有邻国入侵的忧患，对内没有奸臣作乱的担忧，天下长治久安，名声流芳后世，这就是所说的真有了忠臣。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上不能劝说君主，使智伯懂得法术制度的道理，躲避灾难祸患，下不能率领部下来让国家安定。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才自己涂黑皮肤，割去鼻子，毁坏面容，以图替智伯向赵襄子报仇。这虽有毁身冒死来忠于君主的名声，实际上却对智伯没有丝毫的好处。这是我所贬低的，但当君主却认为他忠诚而加以尊敬。古代曾有伯夷、叔齐两个人， 周武 (《韩非子》人物)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却不接受，最后饿死在首山上。像豫让和伯夷、叔齐这样的臣子，不畏重刑，不图厚赏，不能够用刑罚来限制他们，不能够用赏赐来支使他们，这就叫做无用的臣子。这是我所鄙视厌弃的人，却是当代君主所称赞访求的人。
古话说：“麻疯病患者怜悯君主。”这是对君主不尊敬的话。然而古代没有虚妄的谚语，不能不详察。这句话是针对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说的。君主不用法术来驾驭他的臣下，即使年龄高而资质好，大臣也还要得势擅自处理和决断事情，而各为各的私人要事忙碌，害怕君主亲戚和豪杰之士借助于君主的力量来约束和诛罚自己，所以杀掉贤良成年的君主而拥立幼小懦弱的君主，废掉正宗嫡子而立不该继位的人。所以《左传》记载说：“楚王的儿子围将访问郑国，还没出境，听说楚王病重就返回朝廷。借着进去探病，用他系帽的带子勒死了楚王，于是自立为楚王。齐国崔杼的妻子长得美丽，齐庄王她通奸。多次进入崔抒的屋里。等到庄公又一次到来时，崔杼的家臣贾举就率领崔杼的手下人攻打庄公。庄公逃到屋内，请求和崔抒平分国家，崔杼不答应；庄公请求在宗庙里自杀，崔杼仍不答应；于是庄公就逃跑，翻过北墙。贾举射击庄公，射中了大腿，庄公掉下墙来，崔杼的手下人用戈把庄公砍死了，然后崔杼拥立庄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近期所见：李兑在赵国掌权，赵武灵王被困百天而饿死；卓齿在齐国掌权，抽了齐⊥醯慕睿吊在宗庙的梁上，过了一夜死去。所以，虽然麻疯病痈肿疮烂，上比于春秋时代，还不至于勒颈射腿；下比于近世，还不至于饿死抽筋。所以被劫杀而死亡的君主，他们内心的忧惧，肉体的痛苦，一定超过了麻疯病患者。由此看来，即使是说“麻疯病患者哀怜君主”，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