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赵昀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父赵希，母全氏。理宗为太祖十世孙，与宁宗同属太祖后裔，但宁宗属于秦王德芳一支，理宗则属于燕王德昭一支，至南宋后期，两支在血缘关系上已十分疏远。德昭一支很早就已经没落，失去王爵。作为德昭的后代，赵昀的曾祖和祖父均无官职，父亲赵希也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因此，赵昀虽属赵宋皇室，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平民无异。赵昀原名赵与莒，还有一个弟弟赵与芮，兄弟二人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氏无力抚养孩子，回到娘家寄居。赵与莒的舅舅是当地的保长，家境尚好，赵与莒兄弟就在全家长大，直至后来被史弥远选入宫中，登上帝位。

宁宗先后有8个儿子，但都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宁宗把弟弟沂王赵m的儿子赵贵和立为皇子，改名赵f.此时，史弥远已当了10余年宰相，他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朝廷内外大臣多由其举荐，几乎没有人敢违背其意愿。皇子赵f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史弥远对此也有所觉察。他听说赵f喜欢弹琴，就送了一个善于鼓琴的美女给赵f，让她窥探赵f的言行。赵f缺乏政治头脑，竟然非常宠爱这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爱好的女子，甚至将她视为知己。这种引狼入室的愚蠢之举，为其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史弥远对赵f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自然占尽先机，很容易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赵f曾把史弥远和杨皇后所做的不法之事记录下来，说：“史弥远应该发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上的琼、崖说：“我今后作了皇帝，一定要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甚至私下里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今后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新州或恩州。这种言行无异于授人以柄，也是赵f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赵f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f，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f很难接受。

赵f的言行令史弥远非常恐惧，便处心积虑地要废掉赵f，另立太子。他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一位贤良的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f.嘉定十四年，余天锡回乡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路过绍兴时，忽逢大雨，恰好来到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听说来人是史弥远的门客，便盛情款待。席间，全保长将赵与莒兄弟介绍给余天锡，说二人是皇室血脉。余天锡回到京城后，将此事告知史弥远。史弥远派人将孩子接到临安，亲自考察。赵与莒相貌端正，史弥远一见就大为惊奇。史弥远让赵与莒写字，他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不禁万分感慨：“此乃天命！”但为防止计谋泄露，仍将兄弟二人送回全保长家，等待时机。

一年后，史弥远将赵与莒兄弟接到临安。他找到当时的名儒郑清之，私下对他说：“皇子赵f不能担当大任，听说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事成之后，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但此事不能泄露，不然，你我都要满门抄斩。”郑清之答应了。郑清之为教育赵与莒尽心竭力，他曾经拿出高宗的字画让赵与莒临摹，并在史弥远面前极力称赞赵与莒的“不凡”之处。史弥远听到后很高兴，废立的意志更加坚决。嘉定十五年，在史弥远的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m之后，改名贵诚。这是废立最重要的步骤，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他作为宁宗的亲侄子，具备了当选皇子的资格。同时，史弥远绞尽脑汁地在宁宗面前揭赵f的短处，挑拨赵f与宁宗、杨皇后之间的关系，使得二人对赵f都颇为不满。史弥远进而向宁宗建议增立赵贵诚为皇子，宁宗虽对赵f不满，但两个都非亲生的“皇子”同时存在，终归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以血缘关系而论，赵f才是自己的亲侄子，因而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真德秀听说了史弥远的举动，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f老师的职位。赵f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

嘉定十七年八月，宁宗病重。史弥远派郑清之赴沂王府，向赵贵诚表明拥立的意思，但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说：“丞相因为我与他交往时间很久了，所以让我担任你的心腹。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绍兴老母尚在。”这一回答看似答非所问，却既表明了想作皇帝的意愿，又不失稳重。郑清之回报史弥远后，两人更加赞叹赵贵诚“不凡”。

有了赵贵诚的意向，史弥远开始实施他的废立阴谋。宁宗弥留之际，他将两府大臣和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都拦在宫外，另外召郑清之和直学士院程?厝牍，矫诏将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使赵昀与赵f处在了平等地位，也为赵昀继承皇位奠定了基础。

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关于宁宗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相关史料没有交待宁宗身患何病。尽管此事难以查明，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宋史》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明确指出宁宗并非寿终正寝，而是被谋害的，这是史弥远急于废立的结果。另据《东南纪闻》记载，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献金丹百粒，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这样看来，史弥远毒杀宁宗的嫌疑相当大。

宁宗死后，谁来继承皇位，宁宗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没有她的同意，新皇帝就得不到承认。史弥远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前去说服杨皇后，得到了她的支持。史弥远立即遣宫使去接皇子，临行前命令：“现在宣的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指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指赵f），如果接错了，你们都要处斩。”此时，赵f已经得知宁宗去世的消息，万分焦急地在门口张望，等人宣召他入宫。他见宫使从自家门口经过，却没有进来，过了一会，又簇拥着一个人匆匆而去，感到十分迷惑，殊不知这正是赵昀被接进宫中。赵昀进宫以后，入拜杨皇后，杨皇后说：“汝今为吾子矣。”既然杨皇后将赵昀视为自己的儿子，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

赵昀见过杨皇后以后，被带到宁宗灵柩前举哀。举哀结束后，才召赵f入宫。赵f入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史弥远带赵f至宁宗柩前举哀，然后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夏震陪同他，实际上是把赵f监管起来。随后召集百官朝会，听读遗诏，仍引赵f到以前的位置。赵f非常奇怪，问道：“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位？”夏震骗他说：“未宣读先帝诏命以前还应该在此，宣读以后才即位。”赵f以为有理，转头却发现烛影中已经有一个人坐在御座上。遗诏宣布赵昀即位，百官下拜，恭贺新皇帝登基。赵f这才恍然大悟，悲愤万分，不肯下拜。夏震强按着赵f的头逼他叩头，登基仪式终于完成。赵昀以一介平民，在三年的时间内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宋朝第十四代皇帝，即理宗。

理宗即位时，假托遗诏，授赵f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不久，又宣布进封赵f为济王，赐第湖州，将赵f赶出了京师。

史弥远的废立之举，引起朝野内外的普遍不满，湖州百姓首先发难。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百姓潘壬、潘丙兄弟及其从兄潘甫密谋拥立赵f为帝，派人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李全表面上与湖州方面约定起事日期，表示届时将进兵接应，但到了日期却并未前来。潘氏兄弟恐事情泄露，遂聚集一些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约数百人，于正月初九夜里，打着“忠义军”的旗号，闯入济王府，声称要拥立赵f为帝。赵f闻讯，急忙躲进了水洞，但还是被找了出来。潘氏一行将赵f带到湖州治所，硬将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f号泣不从，但潘壬等人以武力胁迫，赵f无奈，只得与潘氏兄弟约定，不得伤害太后及理宗。得到允诺后，赵f即皇帝位。湖州知州谢周卿也率部属来恭贺新皇帝即位。这就是“湖州之变”，也称“济王之变”。宋太祖陈桥兵变两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代再次上演了一次“黄袍加身”的闹剧，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到了天明，赵f才发现拥立自己的并非什么“忠义军”，只是一些渔民和巡卒，人数尚不足百。赵f知道这些人乃乌合之众，难以成事，便派人赴临安告发，并亲率州兵讨伐。朝廷派来的军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定。潘甫、潘丙被杀，潘壬逃跑以后，也被抓获，押到临安处死。“黄袍加身”的闹剧就此草草收场。魏了翁像湖州之变给理宗和史弥远带来极大震动，只要赵f活着，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若不彻底解决，必将后患无穷。赵f本来无病，史弥远却派余天锡以给赵f治病为名来到湖州，逼赵f自杀，并杀害了赵f年幼的儿子。随后朝廷以赵f病重不治布告天下，原本的皇位继承人就这样含冤而死。赵f死后，理宗和史弥远为掩人耳目，也为了平息朝野内外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又追赠赵f为少师。不久，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f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

湖州之变，赵f被人胁迫，并非事先预谋，后来还亲率州兵，讨平了叛乱，但仍然含冤而死。他的悲惨遭遇，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同情。朝廷对湖州之变的处理结果，又激起正直之人的义愤。名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济王鸣不平，指责理宗处理此事不当。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意思是对赵f已经仁至义尽了，进而压制各界的抗议，那些为赵f鸣冤叫屈者纷纷被贬离朝，一时“朝臣泛论，一语及此，摇头吐舌，指为深讳”。可是终南宋之世，为赵f鸣冤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每当遇到灾异、战事，就会有朝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与赵f的冤狱联系起来。直到恭帝时，谢太后主持朝政，在臣僚建议下恢复了赵f名号，选宗子为其继承香火，这一公案才告一段落。

虽然赵f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论，他在湖州之变中还是有责任的。尽管是受了胁迫，但他毕竟在“叛贼”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讨叛也是在发现拥立者不足成事以后。凭这两条，理宗就有理由将他治罪。当然，赵f虽有罪，却罪不致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将赵f处死，未免阴狠，也可看出理宗和史弥远为了保住费尽心机得到的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

端平更化：有名无实的中兴之梦

理宗夺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其比赵f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地充当起史弥远的傀儡。

理宗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理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理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理宗登基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宝庆元年上元节，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于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理宗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f的遭遇，更使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f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v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v”。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