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广泛的记载。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记载了。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例如，满洲的经济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经济根本不同。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差别。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这种倾向在乾隆1793年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因此，十九世纪满人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就不足为怪了。到1800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中国人所建立的这种世界制度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一精一心制定和流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统治天下（天下一辞常常用来指包括中国外部任何地方的整个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关系便被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贱。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为天下之主，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在理论上，非中国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实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很容易发现尚武一精一神。《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一致的。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家的传统之中。  孔子  (《剑桥中国晚清史》人物)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孟子  (《剑桥中国晚清史》人物)更深一层地宣称：“故善战者，服上刑”。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至1895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