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生（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至1940年期间，约有2，204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至1889年，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但自1902至1904年却达到了60.2％。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这个比例。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