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针对天津的16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电报中未曾列名。冯国璋的局部讨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既让主战派出了一口气，又让西南方面没有受到进攻，把战争局限在荆、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无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在国务会议上催促即下讨伐令。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要在北京发动政变。冯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1月14日，冯自己不出面，仍令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并说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以开到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主战派气焰迫人，坚持“全面讨伐”，要桂军先退出湖南，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答复说：“你们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不迟。”主战派说：“不先下讨伐令，岂不是师出无名？”于是皖系（主战派）主张“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张“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这问题上兜圈子，纠缠不清。北洋军于7年1月14日向荆、襄进攻。当时进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一一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一一、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25日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攻入襄樊。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四）令谭延]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24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大为震动，乃把议案搁在一边，匆忙偕阁员到总统府向冯请示。南军突然向岳州进攻，打破了冯国璋想把战争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打算。情势如此发展，主战派更振振有辞要迫冯下讨伐令，如果下讨伐令，就表示南北全面战争开始，这样就把直、桂两系的联盟打破，而冯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为减低，因此冯心慌意乱地赶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这位政坛老狐狸出个主意。徐主张邀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于是用电话请段来，一会儿段来了，态度是冷冰冰的，没有表示意见。冯忽然站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人过甚，太欺负北洋派，是可忍，敦不可忍！最后说：为了要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徐世昌和段祺瑞看见冯国璋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实在来得突然，他们和冯共事二十年，还没有见冯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顿时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时仓促，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答复。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一精一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同时颁发一道通电，电云：“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尚纳耍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冯总统要亲征，使分府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26日下午8时半，冯由北京专车出京，12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两人密谈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27日晨5时，冯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冯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冯临行时的通电则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一精一兵卫护，还携带子弹200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冯的根据地，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段既然有这样的怀疑，乃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冯抵蚌埠后，倪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倪嗣冲曾为袁世凯忠实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一精一兵，毕竟寡不胜众。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来皖。冯在蚌埠曲予敷衍，对倪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冯听了只作苦笑。29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冯国璋是借题南军进攻岳州而出巡的。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原来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扩大战争。桂系既不愿扩大战争，因何又让南军对岳州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桂系来说，当然是被迫的，当时客观情势使得桂系必需同意：第一是湖南军民的情绪，因湘军战意极浓，如果过分予以压制，桂系在湖南的领导地位将受影响；第二是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的情况日益不满，如果桂系再与湘军为敌，迫使国民党和湘军联结一气以对桂系，桂系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第三是北军已进攻荆、襄自主军，荆州已经陷落，襄一一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够控制局势，皖系的主战派兵锋必然直入湖南。所以桂系对于南军进攻岳州，终于同意。南军的军事行动没有受到坚强抵抗。守岳州的北军是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都是直系部队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队，他们在内心并不愿和南军作战。7年1月23日南军开始进攻，26日北军放火焚烧岳州，然后撤出，27日南军赶到，进入岳州，扑灭了空城的漫天火焰。岳州自从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军手中，历时四年余，这时才重入南军怀抱。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数主张长驱直下武汉，由于北军主力集中在荆、襄方面，武汉军力异常空虚，因此南军如果乘胜挺进，武汉是可以攻下的。如果攻下武汉，唐继尧以护国元勋身份出兵北伐，北方的民军一定会响应，局势将会大变，对于北方局势的变化是难逆料的。但是，桂系不愿放弃对北方求和的愿望，他们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收复岳州，各有所得，谁也没有胜利，南军应该适可而止。并且应该转战为和，讯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就在南军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湖北一步。并且在1月30日给李纯陷电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致电说：“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注湖北督军王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1月31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感觉惊讶。长江三督中的首席督军李纯接到谭浩明和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1月31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李纯即以此发出世电（31日）。世电当即获得桂系热烈欢迎。接着岑春煊、谭延]发表佳电（2月9日）响应，陆荣廷有真电（2月11日）响应。在南军攻占岳州后，主战派和主和派联成了一气。冯国璋已经出巡北返，变成主战派的政治俘虏，所以1月30日冯被迫发布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同时下令曹锟和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和勋章。这个命令就是“讨伐令”，也正是冯国璋多月以来，用尽各种方法规避的行动，现在被迫出此。王士珍在副署这道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他解释说：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冯在莫可奈何中下达这道讨伐令，他在命令中仍耍了一套手法，他用“宣抚两湖”的名义表示在两湖的战争不是讨伐，他所谓的“援岳”也不是“援湘”，就暗示军事行动只以收回岳州为目的。皖系对冯的讨伐令仍不满意，张敬尧首先通电质问：（一）岳州已失，还用什么“授岳”？（二）既然进攻岳州，则又何必派员“宣抚”两湖？（三）总统态度应当明朗，如果主战，就该责成主和各省（指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就该“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四）张敬尧认为曹锟以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任两湖宣抚使，位在已上，大感不满，因此宣称无法节制各军而不肯接受新职。张敬尧这通电报把参战督办段写在前，内阁总理王写在后。段对冯的态度益趋强烈，也对冯的讨伐令极为不满，他亲赴总统府见冯，提出要求惩戒拒绝北军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分明是打冯的耳光。冯自然受不了这种脸嘴，因此也提出惩戒傅良佐弃职离湘作为抵制。两人为此声色俱厉地争吵，彼此恶言相向。段还提出另一问题，要冯下一道极严厉的命令，告诫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不然便以抗命罪惩办冯玉祥。冯国璋了解如果不调开冯玉祥，直、皖两系就有战争的可能，而直、皖真的发生战争，江苏就在皖系四面围攻，直系多少是会吃亏的。何况北洋派真的发生了内战，占便宜的便是西南方面。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进攻以及津浦线南段的紧张局势，冯乃让步把冯玉祥一旅调开，不过不是把冯旅调到福建，而是调他去湖北。湖北是直系范围，冯旅调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会受到皖系的吞吃。主战派激烈分子张敬尧，是主和派中心人物李纯的门生和旧属，可是自他参加皖系后，为了前程，对于“秀帅”便不假以辞色。1月30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和阻挠对南作战的种种一一谋，电报内称：岳州失守后，1月28日李纯还有勘电致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请各省协助进行。他说他截获了谭浩明的皓电（1月19日）内称：南军攻岳一举，是因为接到李纯辞职的电报，不胜气忿，所以采取这一报复行动。他又说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调集大军准备进援，只因王占元接连发出真电（1月11）、皓电（1月19日）坚决主和，因此不愿孤军深入，致蹈傅良佐入长沙的覆辙。在这通电报上，张不仅对他的恩师李纯大为攻击，对王占元亦加以诬蔑，同时明白地指责长江三督奉有冯国璋的密电主和。张敬尧这通电报中，许多都不真实，实际上南军进攻岳州是在1月22日获悉荆州陷落的消息后才作决定，在此以前，谭浩明曾竭力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援助荆、襄自主军。他怎会发出皓电？主战派倪嗣冲、曹锟、张怀芝亦随声附和，严厉质询李纯，要李公布一切真相。冯国璋也被主战派的叫嚣吓倒，他很紧张地发表冬电（2月2日），否认发过主和密令，并且替李纯解释说：“苏督前以调人自处，不过默察鄙人爱重和平之意。来电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战一语，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又解释谭浩明的皓电为“敌人反间之计，断不可中其狡谋。”最后他表示自己是彻底的主战派：“鄙人以爱重和平之故而横受欺绐，忿不能平，较之向日主战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冯自南巡归来，已成主战派俘虏，他对主战派已没有反对的余地。可是虽然低声下气，主战派仍不满意，所以他的冬电发表后，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又联名来电质问：“政府既未发主和密令，则此令果何人发出？请复饬李纯将原电公布、以释群疑。”2月4日李纯有支电向冯解释他根本没有发过“奉密令主和”的电报，他说：“不知张总司令何所见而云然”。又于2月6日发表鱼电向北洋派全体解释他根本没有奉到过“主和密令”。自己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讨南尤属极端服从。以前主张和平，纯系个人政见，对于北洋团体的破裂，深引为惧。他强调自己不会不懂得“树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不会“燃萁煮豆、自迫同根，反摇尾乞怜以向西南讨生活。”到此为止主和派完全向主战派低头了。